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也是政策落地与社会动员的交汇地带。在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利益格局多元的背景下，基层治理所面临的任务已从单一的社会管控转向复杂的公共服务供给、矛盾纠纷化解与公共事务共治，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水平。然而，协同并不天然发生于制度设计之中，它需要一个能够凝聚价值共识、缓和利益冲突、激发公共参与的精神基础。集体主义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载的价值引导、身份认同与责任培育功能，恰好为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提供了深层支撑。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并探索集体主义教育嵌入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价值同源：集体主义教育与治理协同的逻辑契合

集体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利益之中加以审视，主张个人在追求自身发展时兼顾集体福祉，并在必要时为公共价值让渡部分私人诉求。这一价值取向与基层治理协同的本质要求高度一致。治理协同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在共同目标下相互配合，其运行前提是各方愿意超越本位立场、服从共同规则、承担公共责任。倘若每个主体都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唯一准则，协同便无从谈起，基层公共事务将陷入“人人有责、人人无责”的集体行动困境。

从社会心理机制来看，集体主义教育的长期浸润能够塑造一种“我们感”，使个体在心理层面将社区、村组乃至基层治理单元视为自我认同的延伸。这种认同感的形成，降低了协同过程中的沟通成本与信任成本。当居民将社区视为“我们的家园”而非“别人的辖域”时，其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协商议事等公共活动的内生动力便会显著增强。因此，集体主义教育并非与治理协同无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为协同提供价值底座的心理工程。

二、困境审视：协同疲软背后的价值缺失

当前基层治理协同的诸多困境，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不健全、机制不顺畅，深层原因却往往指向公共精神的弱化。在部分基层场域，居民对公共事务态度冷漠，习惯于“搭便车”，等待政府包办；社会组织之间缺乏互信，各自为政，资源难以整合；个别基层干部将集体利益工具化，以集体名义行部门之实，透支了群众对共同体的信任。这些现象的共性特征，是集体主义价值在基层社会生活中的退场与悬空。

市场化改革在释放个体活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功利主义与个人本位倾向。社区中的邻里关系趋于疏离，农村中的集体劳动记忆逐渐淡化，年轻一代对集体活动的参与意愿明显低于其父辈。与此同时，部分基层治理实践过度依赖行政命令与物质激励，忽视了价值认同在协同中的杠杆作用。物质奖励可以换取一次性的行为配合，却难以催生可持续的协作意愿；行政指令能够实现形式上的齐步走，却无法激发实质性的主动协同。要突破这一困局，必须重新激活集体主义教育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治理资源。

三、机制构建：以教育内化助推协同外化

集体主义教育强化治理协同，不能停留在空洞说教的层面，而应通过可操作的机制设计，将价值内化转化为治理行为的外化。其首要机制是场景化教育。应当将集体主义教育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如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集体节庆活动的开展、公共议题的协商讨论。在这些场景中，居民通过共同劳动、共同决策、共同享用成果，切身体验到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递增，由此形成“参与—认同—再参与”的良性循环。这种基于具身经验的教育方式，远比抽象口号更能塑造深层的集体归属感。

其次是榜样示范机制。基层党员、乡贤能人、社区骨干是集体主义价值的具象载体。他们的志愿服务、公益奉献与公而忘私行为，为普通群众提供了可模仿的行为模板。基层治理组织应当系统挖掘和传播这些身边典型，以鲜活的叙事取代教条式的灌输，使集体主义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感知的人格力量。同时，榜样示范需与制度激励相耦合，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居民给予社会荣誉、优先服务等非货币性回报，从而形成价值导向与行为激励的双轮驱动。

再次是协商共治机制。集体主义教育不应自上而下单向进行，而应在平等的协商对话中自然生发。基层协商议事会、居民恳谈会、乡贤理事会等平台，既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治理工具，也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在协商过程中，各方必须陈述理由、倾听异见、寻求共识，这一过程本身就在训练参与者的公共理性与换位思考能力。当居民在协商中体会到个人诉求的适度让渡能够换来集体利益的整体增进时，集体主义便不再是一种外部强加的要求，而成为一种经过理性审视后的自觉选择。

四、路径优化：协同强化的系统性推进

在实践层面，集体主义教育融入基层治理协同需要系统性推进，避免碎片化和运动式倾向。首先，应将集体主义教育纳入基层治理的整体规划，与社区营造、村民自治、网格化管理等工作有机衔接，而非将其视作独立的宣传任务。例如，在网格化治理中，网格员不仅是信息采集者，更应是集体价值的传播者与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在村民自治中，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集体主义教育的过程。

其次，要善于运用数字化手段拓展集体主义教育的时空边界。线上社区平台、微信群组、政务应用程序等数字场域已经成为居民日常交往的重要空间。通过线上公共议事、集体打卡活动、社区数字荣誉榜等形式，可以有效覆盖上班族、青年群体等线下活动参与度较低的人群，使集体主义教育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在虚拟公共领域中持续发挥凝聚功能。但需警惕数字参与流于形式的弊端，线上互动最终应导向线下行动，形成虚实结合的协同闭环。

最后，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是集体主义教育得以深化的政治保障。基层党组织应当将集体主义教育纳入组织生活、党员教育和群众工作之中，以党员的先锋作用带动群众的价值认同。与此同时，教育内容应回应时代变化，将集体主义与个体权利、个人发展有机统一起来，避免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只有让群众感受到集体主义不是对个性的压抑，而是对个体力量的组织化放大，教育才能真正入脑入心，治理协同也才能获得持久的价值动能。

结语

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既是一个制度命题，也是一个精神命题。制度规定了协同的结构与规则，而集体主义教育则为协同提供了持续的意愿与动力。在利益分化与价值多元的时代语境下，重拾集体主义教育的治理功能，不是简单的观念回归，而是基于现实困境的理性回应。通过场景化教育、榜样示范与协商共治的机制构建，以及系统化、数字化、党建引领的路径优化，集体主义教育能够有效弥合基层治理中的信任裂痕、激发公共参与的内在自觉，进而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协同”走向“主动共治”。这既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基层场域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