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而职工群体作为基层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思想状况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的释放程度。长期以来，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与基层治理实践分属不同话语体系，前者侧重意识形态引导，后者强调资源整合与问题解决，二者在体制机制上存在一定张力。在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的当下，职工利益诉求日趋多元、价值观念愈发复杂，基层治理若未能将职工思想状况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决策视野，则极易陷入“治理悬浮”或“认同赤字”的困境。因此，从职工思想状况的视角审视基层治理协同强化之道，既是回应现实关切的必要之举，也是推进治理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可行切入点。

一、职工思想状况的治理意涵及其时代特征

职工思想状况并非孤立的心理现象的集合，而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交互作用的产物。它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个体的职业认同、组织归属和公平感知，在中观层面凝结为班组车间乃至企业整体的舆论生态，在宏观层面则折射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对劳动群体的深层影响。从治理的角度看，职工思想状况实质上是一种“软变量”——它不直接决定治理制度的形态，却深刻影响着制度运行的效率和成本。

当前职工思想状况呈现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利益表达的个体化趋势增强。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人”的集体归属感，市场化改革后的职工群体在职业选择、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更多个体化决策，其对公平正义的敏感度显著上升。其二，信息获取渠道的碎片化。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层级化信息传播格局，职工对公共事务的认知受到社交圈层、算法推荐等多重因素影响，极易形成情绪化判断。其三，职业发展焦虑与生活压力交织。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加速导致技能折旧周期缩短，中老年职工尤其面临转型焦虑，这种心理状态往往转化为对基层治理措施的抵触情绪。

二、当前职工思想状况对基层治理协同的制约因素

基层治理协同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之间形成目标一致、资源共享、行动耦合的治理网络。然而，职工思想状况中的若干症结正构成协同治理的隐形壁垒。

第一，信任赤字削弱协同意愿。当职工感知到治理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应时，其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会持续走低。这种不信任不仅指向具体的管理者，还可能泛化为对公共政策本身的怀疑，使得治理主体在推动协同项目时面临高昂的说服成本。

第二，参与动力不足导致协作空转。理想的协同治理要求职工从“被管理对象”转化为“治理伙伴”，但现实中许多职工将参与视为形式主义，认为个人意见难以影响最终决策。这种“参与冷漠”使职工代表大会、恳谈会等制度安排沦为程序性过场，协同治理缺乏实质性的群众基础。

第三，认知差异引发行动冲突。职工群体内部因代际差异、岗位差异、用工方式差异（正式工与劳务派遣工）而形成的认知分化，使得统一的思想动员难以奏效。不同亚群体对同一治理措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迥异，若治理者简单采取“一刀切”的动员方式，反而会加剧内部的疏离感和对立情绪。

三、以思想引领促进基层治理协同的实践路径

强化基层治理协同，不能回避职工思想状况这一基础性维度。思想引领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在对话与共建中凝聚治理共识。

其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治理议题深度融合。传统职工教育往往以政治理论宣讲为主，与职工实际关切存在距离。应将思想引导嵌入具体的治理场景，比如在涉及薪酬调整、岗位优化、安全生产等敏感议题时，提前开展政策解读和情绪疏导，让职工在理解中参与、在参与中认同。思想工作要能够回应职工的切身之问，而非停留于抽象口号。

其二，构建以诉求表达为核心的双向沟通机制。协同治理的前提是信息对称。基层单位应建立常态化的职工思想动态采集制度，综合运用问卷调研、深度访谈、网络舆情分析等手段，及时掌握职工的思想波动和利益诉求。更重要的是，要在采集之后形成“诉求—回应—反馈”的闭环，让职工看到自己的声音产生了实际影响，从而提升制度信任和参与效能感。

其三，培育阶层意识与共同体意识相协调的治理文化。职工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和道德人。在尊重职工合理利益诉求的同时，应通过技能竞赛、民主管理、志愿服务等载体，强化职工对职业共同体的认同。要让职工意识到，个体的福祉与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密不可分，协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

四、构建职工思想与基层治理协同的长效机制

职工思想状况具有动态性和反复性，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不能依赖运动式推进，必须立足制度化建设。

一是将思想状况分析纳入治理决策的前置程序。在重大政策出台前、重要改革推进时，应系统评估职工思想承受度和潜在风险点，建立预警指标体系。这需要组织、工会、人力资源等部门打破信息壁垒，形成联动分析机制，避免各说各话、各自为战。

二是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细节。协同治理的微观基础在于具体而微的协商场景。应优化职工代表产生机制，确保不同群体都有真实代表；细化协商议事规则，防止强势群体垄断话语权；建立协商成果落实的监督机制，使协商不至于沦为“茶杯里的风暴”。制度的精细化程度，往往决定了协同治理的成色。

三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数字化载体。针对职工信息接受习惯的变化，可依托企业微信、内部社区等平台，开发政策解读、意见征集、心理支持等在线功能，以更低的参与门槛覆盖更广泛的职工群体。同时要注意数字鸿沟问题，对不擅长使用新媒介的中老年职工，保留线下沟通渠道，实现线上线下互补。

结语

职工思想状况与基层治理协同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思想状态是治理效果的心理基础，治理实践又是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将职工思想状况纳入基层治理的分析框架，不是弱化管理的专业性，而是使治理更加贴近人的真实需求。面对社会转型期思想领域的复杂图景，唯有以协同思路整合思想政治工作与治理资源，以制度建设保障思想引领的连续性，才能在凝聚共识中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这既是技术命题，更是价值命题——其根本指向，在于让每一位职工都能在治理体系中感受到尊重与参与，让基层治理在思想共振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