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实践与文化传播的双重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功能价值的再审视 ## 引言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自其建设之初便承载着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战略使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铺开的实践进程中，这一阵地日益显现出超越传统宣传教化的复合功能品格。其中，文化传播功能的充分发挥，不仅是文明实践中心实现其核心价值的关键枢纽，更关涉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深度融合。从价值维度对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传播功能加以审视，并非简单的功能描述，而是对其存在合理性、运行有效性与发展持续性的整体性追问。 ## 一、价值生成：文化传播在文明实践中的结构性定位 文明实践中心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实践”二字，它以具体可感的文化活动、志愿服务、道德涵养等形式，将抽象的价值理念嵌入群众的日常生活肌理。在这一运行结构中，文化传播承担着基础性支撑作用。文化在此不仅表现为知识形态的认知框架，更呈现为仪式、符号、情境与情感交织的意义系统。通过文化传播，文明实践中心得以将制度化的价值导向转化为具身化的生活经验，使群众在文化参与中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 从结构性视角看，文化传播功能的价值生成体现为三重转化逻辑：其一，将国家话语转化为地方叙事，使主流价值与地方文化传统有机链接；其二，将政策语言转化为生活语言，使制度文本与群众经验世界形成可通约性；其三，将教育导向转化为内生动力，使外部引导与群众自主参与达成平衡。这三重转化逻辑的落实，决定了文明实践中心能否真正实现从“物理空间存在”向“精神家园建构”的价值跃升。 ## 二、价值展开：文化传播功能的多维实现逻辑 文化传播功能在文明实践中心的运行实践中，其价值呈现并非单一面向，而是沿着政治认同、社会整合、文化传承与个体发展等维度多维展开。 **政治价值层面**，文化传播是意识形态工作落细落小落实的有效路径。区别于刚性宣讲的强制说服，文化传播以其柔性和渗透性的特质，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引导的效能最大化。演出、展览、读书活动、电影放映等文化样态，以审美体验为中介，降低了群众对说教式传播的心理抵触，提升了价值认同的自主性程度。由此，文化传播成为基层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毛细血管”，畅通了主流价值向基层末梢输送的微循环。 **社会价值层面**，文化传播发挥着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与社群关系重塑的双重功能。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交往模式日益原子化的背景下，文明实践中心通过组织各类文化活动，创设了集体文化参与的情境，为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了可能。村民、居民在共同的文化参与经验中，重建了社会联结，培育了公共精神。这一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为协商民主和社区自治提供了文化基础。 **文化价值层面**，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传播功能有效激活了地方文化资源的当代意义。通过挖掘整理地方民俗、非遗技艺、红色资源等内容，文明实践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地方文化记忆的保存与再生产使命。文化传播不再是单一方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传统文化在传播实践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现代价值在传统文化形式中寻得本土根基，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创造的良性循环。 **个体价值层面**，文化传播功能为基层群众提供了精神成长的通道。在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升的当代乡村和城市社区，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日益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文明实践中心通过开展全民阅读推广、艺术普及教育、科普知识传播等活动，拓展了群众的精神视野，提升了其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实实在在的独特功能。 ## 三、价值反思：传播实践中的张力与限度 尽管文化传播功能的价值意蕴丰富多元，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结构性张力，值得深入省察。 其一，供需错位问题。部分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传播活动偏向“自上而下”的供给导向，活动设计尚未充分对接群众最深切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传播效果悬浮于表层，参与度与黏性不足。如何从“我们能提供什么”走向“群众真正需要什么”，是价值实现必须跨越的认知门槛。 其二，行政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失衡。文化传播有其自身的节奏和规律，需要时间去涵养、空间去生长。然而，在行政绩效考核压力下，部分实践中心落入“活动多、质量低”“场面大、内涵浅”的窠臼，表现为短促密集的形式化传播，难以形成有效的文化浸润。 其三，传播效能的评价困难。文化传播的效果通常是长期的、弥散性的、内隐性的，难以通过显性的统计指标加以精确测量。这使得对其功能价值的评估常常陷入“做过即有效”的简单化思维，遮蔽了传播质量与深度影响力的真实面貌。 ## 四、价值优化：迈向整合性文化传播体系的建设路径 审视的目的在于建设性改进。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传播功能的价值潜能，需要从理念更新、机制创新和资源整合三个层面协同推进。 理念层面，应当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传播导向，将群众的文化需求置于核心位置，推行“需求导向+项目驱动”的活动设计机制，通过入户调研、数字平台反馈等方式精准捕捉群众的文化期待，实现传播内容与群众认知图式的有机匹配。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送达”，而是一场需要倾听、对话与共同创造的交流实践。 机制层面，要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长效机制，改变单纯依赖行政力量推动的路径惯性。鼓励乡土文化人才、非遗传承人、乡贤能人、文艺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参与文化传播项目的策划与实施，赋予群众更多自主创造文化的权利。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效能评估体系，将传播效果的深度指标纳入评价框架，引导实践中心从追求“活动频次”走向重视“文化影响力”。 资源层面，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以新媒体传播手段拓展文明实践中心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在保留线下文化体验的实体温度的同时，借助短视频、直播、云端展览等数字媒介形态，实现文化传播从地域性空间向无边界平台的延伸，使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功能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在更广阔的虚拟公共领域释放影响力。 ## 结语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传播功能的价值审视，本质上是对基层文化建设主体自觉性的追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文化传播功能能否充分有效发挥，直接关系到文明实践中心能否真正成为凝聚价值共识、涵养文明风尚、传承优秀文化的精神枢纽。唯有在深刻的自我审视中不断校准方向、优化路径，文明实践中心才能在时代变迁与文化演进的交汇处，完成其作为基层文化灯塔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