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伴随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的深度融合，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迅速壮大。这一群体以其灵活的用工方式、去组织化的劳动过程以及模糊的劳动关系，为传统工会组织体系与权益保障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近年来各级工会组织积极推动建会入会工作，力求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维权服务体系，但在实际运行中，会员权益保障的制度设计、组织覆盖与执行效能之间仍存在显著张力。如何精准识别这些困境表征，并探索切实可行的优化思路，已成为当前工会理论与实践亟需回应的核心议题。

一、新就业形态下工会会员权益保障的主要问题表征

（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导致工会入会基础先天不足

新就业形态用工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劳动关系的“去雇主化”。平台通常以信息撮合者或技术服务提供者自居，通过算法派遣任务、计件结算报酬，刻意规避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认定。这种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权被形式化放大，但实际处于算法系统的严密控制之中。现行《工会法》与《劳动合同法》均以明确劳动关系为前置条件，导致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法律层面难以被确认为“劳动者”，进而无法顺畅进入工会会员体系。即便部分地方工会通过“单独建会”“联合工会”等形式尝试灵活覆盖，但劳动关系认定这一基础性障碍始终未获根本性突破，使得工会维权逻辑在起点处即面临合法性困境。

（二）组织覆盖的“形”与“实”之间存在脱节

近年各地工会大力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在数据层面实现了会员数量的快速攀升。然而，“入会率”的统计数字背后，组织覆盖的质量问题不容忽视。大量劳动者虽然名义上加入了工会，但对工会的职能、服务项目以及维权渠道知之甚少，入会行为往往停留在“扫码登记”或“注册留痕”层面。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度分散、流动性极强、工作时空碎片化，传统依托固定工作场所和建制化单位开展活动的工会运行模式，难以有效触达和服务这一群体。基层工会组织普遍存在“建了会却转不起来”的现象，会员身份与实际服务获取之间出现断层，组织覆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三）权益保障内容与劳动者真实需求匹配度偏低

当前工会为新就业形态会员提供的服务内容，仍较多延续传统职工福利框架，如困难帮扶、节日慰问、大病互助等。然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核心权益风险具有高度特殊性：平台抽成规则不透明、算法计酬机制缺乏协商、工伤认定与职业伤害保障缺位、意外风险分担机制薄弱、恶劣天气下的劳动保护缺失等。这些源自算法管理与平台权力的新型权益风险，传统工会的服务清单往往难以有效回应。工会维权手段仍以调解、协商、法律援助等传统方式为主，面对平台企业高度数据化、非人格化的管理架构，谈判能力与信息获取能力均显不足，导致权益保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大打折扣。

（四）集体协商制度面临平台化壁垒

集体协商是工会维护会员权益的法定机制，但该制度在新就业形态领域遭遇了结构性障碍。其一，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且平台企业普遍否认自身为“用人单位”，使得集体协商的法律主体难以明确。其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分属于不同平台、不同区域，且内部利益诉求高度分化，难以形成统一的协商代表主体。其三，平台用工决策高度依赖算法系统，用工规则、计费标准、奖惩措施等均由平台单方面制定并动态调整，传统面对面的、基于静态合同的协商模式难以介入平台规则的动态制定过程。这些因素共同导致集体协商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基本处于空转状态，劳动者缺乏与平台就劳动条件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渠道。

二、新就业形态下工会会员权益保障的优化思路

（一）推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制度创新

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二元框架。应推动在法律层面探索“类雇员”“第三类劳动者”等中间主体地位认定，将经济从属性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而非仅依赖管理从属性。对于主要依赖平台获取收入、受到算法实质性控制且缺乏独立经营风险的劳动者，应当赋予其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资格。工会应积极参与相关立法与政策修订过程，推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集体权利（如组织和协商权利）与单个劳动权利适度剥离，使工会能够在此类群体中合法开展维权活动，而不必以劳动关系确认为绝对前提。

（二）构建数字化驱动的组织覆盖与服务机制

工会应当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流动性、分散化特点的嵌入式服务模式。具体而言，可在主流平台APP内嵌入工会服务接口，实现入会申请、权益咨询、在线协商、法律援助申请等服务的即时化获取。同时，建立“云端工会”与“线下驿站”联动的节点式服务体系，在配送站点、司机集散地、商圈等劳动者高频活动区域布设实体服务空间，由专职社工或工会干事提供面对面支持。此外，还应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会员需求精准识别系统，通过分析劳动者工作轨迹、投诉记录、收入波动等数据，主动发现权益风险点，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

（三）拓展集体协商的形态与技术路径

面对平台化用工的灵活性特征，集体协商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革新。一方面，可探索建立“行业性+区域性”双层协商架构，以城市或区域为单位，由地方工会与主要平台企业的区域运营方就计价规则、抽成比例、奖惩标准、安全保障等核心议题开展定期协商，并将协商结果以“行业公约”或“区域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所有在该区域内运营的平台企业形成约束。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动算法规则的透明化监督，争取在集体协商中引入“算法审计”条款，要求平台定期披露影响劳动者核心权益的关键算法参数，并为劳动者提供申诉与纠错机制。此外，可探索建立线上投票、电子表决等数字化协商工具，降低劳动者参与协商的组织成本，提升民主参与的可及性。

（四）建立多层次的职业伤害与风险保障体系

职业伤害保障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迫切的需求之一。工会应当推动建立“基本社会保险+平台责任险+工会互助基金”三重保障机制。首先，加快落实国家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推动参保覆盖范围从试点城市向全国扩展。其次，推动平台企业按照接单量或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强制缴纳职业伤害责任险，从源头确立平台的保障责任。最后，工会应建立行业性的专项互助保障基金，用于覆盖社会保险与平台保险未能充分保障的意外情形，如高强度劳动导致的健康损害、恶劣天气作业风险等。同时，工会应当为会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健康监测、心理支持等延伸服务，形成预防—保障—康复的完整闭环。

结语

新就业形态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劳动组织方式与用工关系格局，也对工会这一传统劳动者利益代表组织提出了系统性转型要求。当前工会会员权益保障中呈现的劳动关系模糊、组织覆盖虚化、服务供需错位以及集体协商失灵等问题，本质上是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工会运行逻辑与数字化时代劳动形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破解这一矛盾，既需要制度层面的突破与创新，也需要工会组织自身进行数字化、专业化、精准化的能力再造。唯有在劳动关系认定、组织形态、服务机制与协商模式等维度同步推进适应性变革，工会才能在新就业形态下真正实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跨越，切实担当起会员权益守护者的核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