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工会组织正处于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工会会员总数已突破3亿，建会率和入会率均保持高位。然而，在亮眼的数据背后，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会员增长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已建工会的活力参差不齐，部分职工的会员身份认同感与组织归属感并未随数字同步提升。如何破解“建会容易、活会难”以及“入会数量与组织黏性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工会改革深化阶段无法绕开的真问题。
一、数字增长下的隐忧：当前会员推进中的突出矛盾
从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来看，当前工会会员推进工作面临的困难并非单一维度的资源不足，而是一种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系统性困境。理解这些矛盾，是寻求改进路径的前提。
第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入会盲区”与制度供给滞后并存。以平台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为代表的新业态劳动者，其劳动关系呈现去雇主化、碎片化和算法控制等特征。传统的以“用人单位为依托、以稳定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建会入会模式，在面对这些“无组织归属”的劳动者时明显失灵。尽管各地总工会近年来大力推进“扫码入会”和行业工会联合会建设，但受制于平台企业的配合意愿、劳动者的流动特性以及工会经费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大量新业态劳动者仍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其劳动权益保障诉求难以通过制度化渠道得以表达。
第二，体制内工会的“行政化惯性”导致会员获得感稀释。在部分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工作深陷行政事务的泥淖，习惯于按上级部署开展“规定动作”，如发放节日慰问品、组织文体比赛等。这些活动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若将其视为工会工作的全部，则必然导致工会与职工日常劳动生活之间的“两张皮”现象。不少职工将工会视为“发东西的部门”而非“维护权益的组织”，对工会事务的参与热情低迷，甚至出现“被会员”的疏离感。这种形式上的全覆盖掩盖了实质上的低效能，会员数量的维持依赖于体制惯性而非组织的内在凝聚力。
第三，中小企业建会中的“老板阻力”与“职工冷漠”形成双重困境。在中小型民营企业中，业主对工会的戒备心理普遍存在，担心工会会成为“对立面”或增加管理成本。与此同时，部分职工短时间内也难以认识到工会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在“饭碗”与“权益”的权衡中往往选择沉默。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使得中小企业建会工作往往陷入“上级推动—企业应付—职工观望”的循环。即便通过上级工会的强力介入完成建会，也容易产生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工会经费受制于企业等“依附性”问题，导致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代表性。
第四，会员发展中的“重吸纳轻服务”倾向削弱了组织的可持续性。部分基层工会将发展会员视为一项指标任务，采取摊派或激励方式追求入会率，却在会员入会后的日常联系、诉求响应和权益维护方面投入不足。这种“一入了之”的工作方式，直接导致会员的流失率高企。尤其是在劳动力流动频繁的行业，职工更换工作后，其会员关系的接续手续复杂、转移流程冗长，使得“流动中的会员”极易退变为“流失的会员”。
二、归因分析：机制障碍与理念滞后的深层根源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挑战，也有工会组织自身运行机制的内部短板。从深层次看，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维度。
在法理层面，现行《工会法》对工会经费的拨缴依赖用人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会相对于资方的经济独立性。对于非公企业中的工会干部而言，其职业晋升与薪酬待遇均受控于企业管理方，履职时难免“投鼠忌器”。这种结构性依附是制约工会维权职能发挥的深层制度因素。
在组织层面，工会系统的科层制管理强调纵向指令的传达与落实，而相对忽视了横向的会员需求整合。上级工会对基层的考核偏重于建会数、入会率等“硬指标”，而对会员满意度、工会活跃度等“软指标”的权重设置不足。这种考核指挥棒的偏差，诱导基层将精力集中于“数字达标”而非“实效提升”。
在理念层面，部分工会工作者仍停留在“福利工会”“活动工会”的传统认知中，未能及时完成向“维权工会”“服务工会”的转型。面对劳动关系市场化、契约化和法律化的新格局，部分工会干部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能力储备不足，习惯于用行政化手段处理复杂利益纠纷，导致工会在处理重大劳动争议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
三、改进方向：从“扩面提质”到“双向奔赴”的系统重构
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坚守工会基本职责的前提下，从发展理念、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改进。
一是确立“以服务换认同、以维权促入会”的发展逻辑。工会会员发展不应仅是一项独立的专项工作，而应当融入工会联系服务职工的全过程。应摒弃单纯追求覆盖率的考核导向，转而将“会员活跃度”“诉求解决率”“职工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会工作成效的核心指标。通过在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困难帮扶、子女助学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上做实做细，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在身边”，从而变“被动入会”为“主动申请”。
二是创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组织覆盖形式。在平台经济背景下，传统的“属地管理”和“单位建会”已难以适应劳动者的流动特征。应大力推行“行业覆盖、区域兜底、线上线下融合”的建会新模式。依托货运、网约配送、快递等行业协会建立行业工会联合会，在产业园区、商圈市场建立联合工会，同时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优化“扫码入会”流程，降低入会门槛，实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键到达”。更为关键的是，要探索适应平台用工特点的集体协商机制，就劳动定额、抽成比例、算法规则等核心议题与平台企业开展协商，并推动将工会维权服务延伸至平台用工的算法管理过程之中。
三是强化基层工会的民主选举与履职保障。针对非公企业工会依附性强的普遍问题，应推动基层工会主席的直选制度，探索工会干部的社会化聘任和上级工会派驻制度。同时，应建立工会干部履职保护机制，对因维护职工权益而遭受打击报复的工会干部提供法律援助和职业保障。通过赋予基层工会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和资源支持，扭转其“既不敢为、也不能为”的尴尬局面，让工会主席真正成为职工利益的“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协调人”。
四是构建“互联网+工会”的普惠服务体系。数字时代，工会服务的供给方式必须与职工的生活方式同步进化。应整合工会系统内部的数据资源，打造集会员管理、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就业服务、福利发放于一体的网上职工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职工的群体画像和需求偏好，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服务推送。这不仅能够提升工会服务的效率和便捷度，更能借助数字化触点增强工会与职工之间的日常连接，有效破解“入会后失联”的难题。
四、结语
工会会员推进中遭遇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工会组织在经济社会深刻转型期所面临的时代性挑战。流量红利退潮之后，会员工作的重心必须从“数字覆盖”转向“人心凝聚”。这不仅需要工会系统内部的自我革新，更需要法治环境的完善、社会协同的支持以及技术手段的赋能。唯有当工会真正成为职工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职工之家”，会员数量的增长才会具备坚实的组织基础与持久的内生动力。工会与职工的“双向奔赴”，既是改进会员工作的最终目标，也是衡量工会改革成效的黄金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