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末梢神经，其效能的提升不仅依赖制度设计与技术赋能，更离不开价值共识与精神纽带的深层支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文化人”作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教化传统与治理智慧，正在从隐性背景走向显性架构，成为破解基层协同困境的关键变量。当治理主体面临利益分化、诉求多元、信任弱化等复杂挑战时，文化的涵化功能、黏合功能与引导功能，为基层治理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域。

一、以文化人的内在逻辑：从教化传统到治理资源

“以文化人”源自《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经典命题，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文化浸润实现人的观念塑造与社会秩序的有机生成。不同于制度规约的外在强制性，文化发生作用的机制是“润物细无声”的——它通过价值观内化、行为习惯养成和意义系统建构，使社会成员在“日用而不觉”中形成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共同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协作行动的认同。这种内在规约力，恰是基层治理协同最稀缺的“社会资本”。

从治理资源的角度审视，以文化人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或宣传教育，而是将文化作为基础设施进行系统运营。在基层场域中，文化既表现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设施与活动，更表现为社区精神、乡规民约、家风家训等柔性规范，还表现为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实践形态。这些文化要素共同构成治理协同的“隐性契约”，使多方主体在缺乏硬性约束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基于共享的意义框架达成合作、消解分歧、形成合力。因此，文化不是治理的“装饰品”，而是降低协同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基础设施”。

二、协同困境的文化归因：价值疏离与信任赤字

审视当前基层治理实践，协同失灵的现象并不鲜见。政府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管一段，社会组织参与表面化、仪式化，居民群众“局外旁观”心态蔓延，市场主体则受短期利益驱动而缺乏持续投入意愿。究其深层原因，制度设计层面的职责交叉固然存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各方主体之间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和价值交集。当利益表达缺乏共同语言，当沟通对话缺少信任基础，当公共事务被简化为利益博弈，协同便失去了必要的“社会温度”。

以社区治理为例，许多城市社区虽然建立了“三驾马车”联席会议、居民议事会等制度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之间常常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根本症结在于各方对“社区”这一共同体的想象不一致：行政力量着眼于任务落实，市场力量聚焦于服务利润，居民则抱有“家”的情感期待。这种认知框架的歧异，使得制度安排难以转化为有效行动。文化的缺位——缺乏共同的活动载体、共享的价值叙事、共有的仪式感——使得治理协同只能依靠不断的外部协调来维系，而无法形成内生的协同惯性。

三、文化嵌入治理协同的三重路径

强化基层治理协同，需要将文化从治理的“外围”移入“内核”，通过系统化的文化建构，为多元主体提供共同的意义基础、行为准则与情感连接。具体而言，可以从空间、组织与制度三个维度实施路径重构。

其一，重塑公共文化空间，搭建协同互动的场景基础。物理空间不仅是治理活动的载体，更是文化生产的场域。当前基层公共空间存在行政化过重、生活化不足的倾向，居民既不愿进入、也难以在空间中产生归属感。破解之道在于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文化微更新——将闲置角落改造为邻里书房、共享花园、社区展厅，将冰冷的宣传栏转换为居民共同参与创作的文化墙，将单一的健身场地升级为涵盖戏曲角、儿童游乐、青年社交的复合场景。空间的温度改变了人们进入的频率和方式，而高频次的自然相遇恰是信任生成与现代邻里关系修复的起点。当居民在共享空间中共同完成一次展览策划、一场文艺汇演或一次环境营造时，“我们感”便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经验。

其二，培育文化共同体，激活社会协同的内生力量。以文化人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不仅需要正式组织之间的协作，更需要以兴趣爱好、文化记忆和公共精神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的支撑。基层治理主体应善于发现和培植“文化种子”——社区能人、非遗传承人、文艺骨干、退休教师——通过他们带动组建合唱团、读书会、书画社、非遗工坊等自组织。这些看似“非治理”的文化团体，实际上承担着重要的治理功能：它们是社情民意的传感网络，是矛盾调解的缓冲地带，是志愿服务的孵化平台。更为关键的是，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打破了行政建制和单位边界的限制，使不同背景的居民、不同性质的机构得以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重新连接，从而为更广泛的治理协同储备了社会资本。

其三，推动文化资源向治理规则转化，构建共识驱动的协同机制。文化的终极价值在于其规范意义的生成。基层治理协同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能否将文化认同转化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协作规程。这要求治理者在实践中自觉推动“文化契约化”进程：将社区居民在共同文化活动中形成的默契提炼为居民公约、楼道公约；将地方传统中的互助精神、公序良俗转化为调解机制的内在准则；将文化活动中展现的合作经验上升为多方联席会议的程序规范。以协商文化为例，不少社区在组织居民共同策划社区节庆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提议—恳谈—共识—执行—反馈”的协商流程，这套流程后来被固化为社区议事规则，实现了文化经验与治理制度的有机衔接。当协同不再是外部强加的任务，而是源于文化共识的内在要求时，治理的内生动力便得以持续释放。

四、制度环境的适配与文化治理的常态化

以文化人强化治理协同，并非单向度的文化渗透，而是需要制度环境与文化建设双向互济。一方面，应完善文化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将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社区营造等文化实践纳入基层治理的考核评估体系，避免文化建设被边缘化为“软任务”。另一方面，要优化资源配置机制，采用“政府购买+社会众筹+市场参与”的混合供给模式，为基层文化治理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和人才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基层干部需要提升文化治理的自觉意识和专业能力，将文化素养作为干部培训的核心模块，使其能够在日常治理工作中敏锐识别文化资源、善于运用文化手段、积极创造文化场景。

同时需警惕以文化人中可能发生的“泛文化化”倾向。文化嵌入治理协同并非以文化取代行政与法治，而是通过文化功能激活既有制度效能。因此，应处理好“化人”与“建制”的辩证关系：以文感人不能取代依法办事，文化认同不能消解程序正义，柔性教化不能替代刚性约束。恰恰是在制度框架内充分发挥文化的柔性调适功能，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使基层治理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结语

基层之治，要在得人；人之相与，系于文化。当文化的力量真正渗透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协作节点，当共同的价值图景成为多元主体行动的自觉坐标，治理协同便有了最深厚也最恒久的支撑。在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以文化人不是遥远的传统回响，而是切中时代脉搏的治理实践。唯有将文化基因植入治理体系的肌理，在生活方式中培育治理共识，在公共交往中锻造协同能力，基层治理才能超越“权宜性协作”的困境，走向“有机性协同”的更高境界，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书写文化与治理交融共生的新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