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体系中各要素的协同程度。在面向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基层治理面临的复杂情境——利益主体多元、诉求表达多样、风险隐患交织——已非单纯的行政资源叠加所能有效应对。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传统优势与政治保障，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效能跃升，并以此为枢纽撬动治理协同的整体优化，已成为亟待回应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问题缘起：政工工作与基层治理的效能落差
当前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结构性矛盾是：政治工作体系与行政执行体系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协同缝隙。这种缝隙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
其一是“悬浮化”倾向。部分基层政工活动习惯于依循惯性路径，以完成上级规定的动作为导向，对于基层治理中的真实痛点、群众关切的细微变化缺乏敏锐捕捉与有效嵌入，导致工作形态悬浮于治理实践之上。
其二是“工具化”倾向。在行政任务压力传导下，思想政治工作被简化为“助力某项具体工作的手段”，其凝聚共识、调处矛盾、培育社会资本的深层功能被压缩，从而限制了其在更广阔治理场景中的主动作为。
其三是“内卷化”倾向。基层政工队伍在完成台账、迎检、考核等事务性任务中消耗了大量精力，用于深入群众、研判动态、创新方法的时间与资源受到挤压，使得工作看似忙碌，实际效能却呈现边际递减态势。
上述问题的实质，并非基层政工工作不重要，而是其传统运行模式与基层治理新格局之间产生了效能落差，这一落差直接制约了治理协同的深度与广度。
二、逻辑支点：政工效能如何催化治理协同
要破解协同困境，首先需要重新审视政工工作在基层治理架构中的特定功能。与行政手段的刚性、法律手段的规范性相比，政工工作具有鲜明的柔性化、前置性与弥散性特征，其效能释放能够为治理协同提供三重不可替代的支撑。
第一，价值整合效能。基层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与普通居民，各自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与利益诉求。政工工作通过持续的思想引领与价值沟通，可以在差异中寻找公约数，在多样中确立主导性，从而降低协同过程中的观念摩擦成本。
第二，关系润滑效能。治理协同的难点往往不在于制度设计缺失，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存量不足。政工工作依托其深厚的群众工作传统，能够在日常交往中积累情感认同，在矛盾初显期介入化解，为刚性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人情温度与社会心理基础。
第三，动员聚合效能。重大任务、应急状态下的快速协同，依赖于平时的组织准备与心理准备。有效的政工动员能够在短时间内激活基层的组织网络与群众力量，形成“一呼百应”的协同态势，这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难以达到的治理弹性。
由此可见，政工工作并非游离于治理协同之外的外部力量，而是内嵌于协同过程、发挥着生成性作用的活性要素。其效能高低，直接决定了协同是由制度文本转向实践行动、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共为的转化效率。
三、关键路径：以效能提升撬动协同强化的实践维度
强化基层治理协同，需要沿着政工效能提升这一主线，从理念更新、机制重塑、方法升级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性的路径探索。
在理念维度，实现从“围绕中心”向“融入中心”的转变。传统的表述习惯于将思想政治工作比喻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但在协同治理语境下，这种“围绕式”的定位仍带有一定的主客二分色彩。更为有效的方式是推动政工工作全面融入治理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在政策制定前提供民意研判，在政策执行中开展思想疏导，在政策评估后实施反馈调适。只有当政工工作成为治理链条的内生组成部分，而非附着其上的“装饰性”环节，其效能才能转化为实际的协同动能。
在机制维度，突出政工平台与治理平台的嵌套整合。当前一些基层实践已经提供了有益参照：将党支部的组织网络与网格化管理平台相融合，使政治引领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微治理单元；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与社区服务中心相贯通，使思想文化工作与公共服务供给在同一物理空间内实现功能互补；将协商议事机制与民主评议制度相衔接，使利益协调过程同时成为思想统一过程。这些做法的共同指向，是打破政工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部门壁垒”与“领域界限”，以复合型载体承担复合型功能，从而在结构上确保协同的稳定性。
在方法维度，强化数字化条件下的话语转换与场景适配。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基层社会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格局。政工工作要提升效能，就必须正视这一变化：一方面，善于运用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思想动态与利益关切，变“普遍撒网”为“精准滴灌”；另一方面，从群众日常参与度较高的公共议题切入，以“社区美化行动”“邻里互助计划”等生活化载体实施隐性引导，避免空洞说教引发的心理疏离。方法论的升级，本质上是让政工工作更具解释力与感召力，进而为其在协同治理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行动空间。
四、现实张力：需要正视的约束条件与深化方向
指出路径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现实中的约束。政工效能提升进而推动治理协同强化，仍面临若干深层次的张力有待持续化解。
一是专业性张力。协同治理要求政工干部既懂政治工作规律，又熟悉法律、管理、社会工作等多学科知识。当前基层政工队伍的专业结构与之相比尚有差距，能力建设的系统性有待加强。
二是评价性张力。政工工作效能具有滞后性与不易量化性，难以完全按照行政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如果评价方式不能适配工作特性，就容易诱发短期行为，侵蚀协同治理的长期根基。
三是边界性张力。强调政工对协同的统领作用，需要防止演变为大包大揽式的干预，挤压自治空间与社会活力。正确的方向应是在坚持政治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为多元主体留出充分的参与余地与创造空间。
这些张力的存在，提示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具纵深感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单纯依赖增加投入或调整机构，均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将政工效能的提升内嵌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使其在持续回应治理实践需求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更新。
结语
基层治理的协同困境，从表象上看是机制衔接不够、资源整合不足、主体联动不畅，但从深层来看，则与整个治理体系的价值共识凝聚程度、关系信任水平与动员整合能力密切相关。思想政治工作以其独有的优势，恰好在这些决定性要素上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从提升政工效能入手来强化治理协同，不仅是逻辑使然，更是实践所向。
面向未来，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精巧地打通政治引领与治理行动之间的转换通道，在方法创新上更加敏锐地回应数字时代的深刻变革，在队伍锻造上更加务实地提升基层政工干部的复合能力。唯有如此，政治工作的制度优势才能在基层治理的广阔场景中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协同效能，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