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效能之高低，不仅取决于行政体系内部的组织协调能力，更取决于治理过程与群众需求之间的接榫程度。近年来，各地围绕“基层治理协同”开展了大量实践探索，但普遍面临“协同失灵”的困扰：部门联动看似频繁，实则各自为政；资源下沉名义上充分，实则供需错配；多元参与浮于表面，实则动力匮乏。这一系列张力的症结，不在于技术手段的落后，也不在于制度文本的缺位，而在于治理过程中“群众在场”的虚化。从群众工作视域审视基层治理协同，并非为既有治理框架增添一项策略工具，而是重新锚定协同的方向、动力与验收标准——唯有让群众成为协同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方能走出“内卷”困境，获得真正可持续的效能增量。

一、逻辑同构：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关联

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协同之间，存在深层的逻辑同构关系。首先，在目标指向上，协同治理追求的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治理资源、回应复杂社会需求，而群众工作的根本目标正是了解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换言之，协同不是为协同而协同，其终极标尺是能否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治理协同偏离这一标尺，便容易蜕变为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优化”，与群众的真实感受渐行渐远。

其次，在方法路径上，群众工作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方法论为治理协同提供了关键的信息循环机制。协同治理的前提是信息对称与需求识别，而群众工作恰恰是基层治理中获取一手信息、捕捉苗头性问题的核心渠道。通过走访联系、民意征集、协商议事等群众工作载体，治理主体得以在碎片化的诉求中提取共性议题、在分散的社会资源中发现协同节点，从而使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行动获得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依据。

再者，在动力机制上，群众工作赋予协同治理以深厚的社会合法性。行政指令和考核压力固然能驱动协同行动的启动，但难以解决协同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责任推诿。群众工作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以情感为纽带、以信任为基础，能够在治理主体之间、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培育一种超越科层逻辑的合作关系，从而降低协同的交易成本、增强协同的行动韧性。

二、现实之困：基层治理协同中群众工作的结构性缺位

尽管群众工作与治理协同的逻辑关系清晰，但在基层实践中，二者的融合却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

其一，协同过程的重心偏向“对上负责”而非“对下回应”。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治理协同往往围绕上级部署的重点任务展开，如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生态环保等专项行动。这些行动固然必要，但其问题定义和目标设定多自上而下，群众的实际感知和优先序被置于次要位置。由此形成的局面是：协同轰轰烈烈，群众的获得感却未必同步提升；治理主体自认为“协同有力”，群众却感到“与我无关”。

其二，群众工作本身面临“科层化”与“形式化”的双重挤压。传统的群众工作依赖基层干部走街串巷、面对面的情感联络，但在治理任务日益繁重、考核指标不断细化的背景下，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报表填写、台账整理、会议汇报等事务性工作占据，群众工作被异化为“留痕管理”。入户走访变成了拍照打卡，民意征集变成了填表统计，群众工作在形式上被纳入协同机制，实质上却丧失了捕捉真实民情的能力。

其三，数字化治理的推进在提升协同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治理主体与群众之间的“技术鸿沟”和“情感距离”。数字平台能够高效汇聚诉求信息、调度处置资源，但其运作逻辑依赖标准化、格式化的数据，难以容纳群众表达中常见的模糊性、情境性和情绪性内容。过度依赖线上协同而忽视线下的群众工作，容易使治理协同陷入“数据理性”而丧失“人文温度”，最终导致协同解决的只是“系统里的问题”，而非“群众身边的问题”。

三、路径重塑：以群众工作赋能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之道

破解上述困局，需要在观念更新、机制再造和方法创新三个维度发力，使群众工作真正嵌入协同治理的全链条。

在观念层面，应确立“以群众获得为协同效能标尺”的评价导向。基层治理协同的考核，不能仅仅看部门参与数量、事件办结率、平台流转效率等内生指标，更要引入群众满意度、诉求解决率、回访认可度等外生指标。具体而言，可探索建立“协同前问需于民、协同中问计于民、协同后问效于民”的全周期评价机制，将群众评价纳入协同治理的闭环考核，以外部压力倒逼协同机制从“应付上级”转向“回应群众”。

在机制层面，应重构群众工作与协同治理的接口，推动群众工作从“辅助性环节”升级为“嵌入性机制”。一方面，在跨部门协同的初始阶段嵌入民意归集机制，依托社区网格员、村（居）民议事会、党代表工作室等既有群众工作网络，同步建立议题筛选清单，确保进入协同议程的事项具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在协同处置过程中嵌入群众参与机制，邀请群众代表、利益相关方列席协同会议、参与方案论证，使群众从治理协同的“旁观者”转变为“在场者”。此外，还应建立协同结果的群众回馈机制，将处置进展、矛盾焦点、下一步安排向群众公开，避免协同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悄然结束。

在方法层面，应推动群众工作的传统优势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构建“线上+线下”互补的协同治理生态。线下群众工作的情感联结功能不可替代，应通过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回归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服务的本义。线上则应着力打通各类治理平台的数据壁垒，同时警惕“数字形式主义”，确保数字化渠道不是替代而是辅助人工研判，不是简化而是丰富对群众需求的理解。尤其应当关注老年人、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等数字弱势群体的诉求表达渠道，避免治理协同在技术升级中制造新的“参与盲区”。

纵深言之，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要害，不在协同技术之迭代，而在群众立场之坚牢。群众工作不是协同治理的“点缀”或“外挂”，而是其得以发生、运转和纠偏的深层土壤。各级治理主体唯有在协同行动中始终怀有“群众在哪里、协同就要延伸到哪里”的自觉，在协同绩效评估中始终坚持“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认同不认同”的标尺，方能使基层协同治理走上一条既有制度刚性又具人情温度的进化之路。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是一个制度工程，更是一个群众工程。离开群众工作的涵养与牵引，协同治理极易沦为行政系统的自我游戏；反之，当群众工作真正嵌入协同的全过程，治理协同便获得了方向校准、动力来源和成效验证的完整闭环。在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协同的需求更为迫切。唯有让群众工作的精神内核渗透到协同治理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以群众需求牵引部门联动，以群众参与监督协同过程，以群众满意检验协同成效，方能真正实现从“治理协同”到“协同治理”的跃迁，书写基层善治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