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抓手。随着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治理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群众工作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农村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面临着新的时代命题。如何精准把握当前农村群众工作的现状特征，系统审视其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具体困境，进而探索适应新形势的群众工作路径，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尝试从多维视角揭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群众工作的现实图景，并为破解困境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农村群众工作的时代转型与内在张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农村群众工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加速转变，工作重心也从“解决生存问题”转向“满足发展诉求”。然而，这种转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伴随着一系列内在张力。首先，主体意识觉醒与组织凝聚弱化并存。农民群体在市场化和城镇化浪潮中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对参与决策、获取信息、维护权益的要求日益高涨，但传统村级组织动员能力的边际递减导致沟通渠道不畅，干群关系出现“悬浮化”倾向。其次，利益诉求多元与统筹能力滞后之间的矛盾突出。土地流转、产业升级、乡村建设等涉及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再分配，农户之间的差异化需求难以通过“一刀切”的政策予以回应。再次，数字技术介入的“双刃剑效应”逐渐显现。虽然政务微信群、便民小程序等提高了信息触达效率，但数字鸿沟造成的老年群体边缘化、网络舆情放大负面情绪等问题，又为治理增加了新变量。这些张力构成了当前群众工作必须直面的现实底色。
二、当前农村群众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主体错位：群众参与“弱参与”与“被代表”并存
尽管各地推行村民议事会、理事会等协商平台，但实际运行中多流于形式。真正参与决策的往往是少数“精英户”或“钉子户”，普通农户尤其是留守老人、妇女长期处于“在场却失语”的状态。同时，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替民做主”，以行政指令替代群众意愿，导致项目落地后群众满意度不高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这种主体错位直接侵蚀了群众工作的合法性基础。
（二）方法固化：传统经验与复杂现实的脱节
不少基层工作者仍沿袭“开大会、发传单、入户走访”的老一套，缺乏对差异化群体（如返乡青年、外来租户、新农人）的精准沟通策略。面对土地纠纷、环境整治等“硬骨头”，简单化的思想教育或经济补偿难以奏效，而专业化协商技巧、心理疏导能力的缺失使问题久拖不决。此外，考核导向重“留痕”轻实效，干部疲于填表归档，真正深入田间地头的时间被压缩，方法创新缺乏内生动力。
（三）资源错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上级下派的公共服务资源（如文化下乡、技能培训）常常与当地实际需求错位，“一刀切”式的供给造成资源浪费。群众急需的灌溉设施维护、农技指导、养老照料等服务反而供给不足。同时，财政资金偏重硬件建设，对基层群众工作机构的人员培训、经费保障投入不够，导致“有人干事、没钱理事”的局面普遍存在。
（四）信任危机：干群互信的“空心化”风险
在一些地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不当、干部贪污腐败案件曝光，或者在征地拆迁中利益分配不透明，群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持续走低。修复信任需要长期、真诚的互动，但换届频繁、干部轮岗过快使得连续性工作难以开展，往往出现“新官不理旧账”的断层现象。这种信任赤字使得群众工作陷入“干部怎么说群众都不信”的尴尬境地。
三、困境生成的深层逻辑
上述困境并非孤立存在，其深层根源在于乡村治理体系转型期的三重矛盾。一是制度性矛盾：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文本与实践操作之间长期存在“两张皮”，村两委关系定位模糊，群众工作缺乏明晰的责任边界。二是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的惯性依然强大，资源向城市集中、人才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尚未根本逆转，导致农村群众工作“人难留、财难聚、事难办”。三是文化性矛盾：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人情面子逻辑与现代治理所要求的规则意识、公共精神之间存在摩擦，群众工作往往被卷入“关系化”的漩涡中难以超脱。只有从这些深层逻辑入手，才能避免治标不治本的修补式改进。
四、优化路径与实践进路
（一）理念重塑：从“管理群众”转向“依靠群众”
必须深刻理解“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这一根本命题，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基层干部要主动走下“行政台阶”，把工作重心放在培育乡村内生组织、激发群众参与意愿上。例如，推广“积分制＋信用村”模式，让群众在参与环境整治、治安巡逻等活动时获得实实在在的福利反馈，从而形成正向激励闭环。
（二）机制创新：构建“响应式＋协商式”工作体系
建立常态化民情收集与快速响应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民情恳谈会、线上议事厅等载体，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对涉及重大利益的事项，必须引入多方参与的协商程序，可借鉴浙江的“民主恳谈”经验，在土地流转、项目选址等环节设置充分的讨论和表决环节，让群众在博弈中达成共识。同时完善干部联系户制度，避免“走马观花”式走访，要求干部真正了解每户的家庭状况与发展意愿。
（三）能力提升：推动群众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
在干部培训中加入心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内容，提升沟通协调、矛盾调处、舆情应对等实务技能。鼓励高校与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群众工作培训，引入“乡村工作坊”“田野课堂”等沉浸式教学。同时，设立群众工作专项编制或岗位补贴，吸引更多年轻、懂技术、善沟通的人才扎根基层。
（四）技术支持：赋能而非替代的数字化策略
开发适应农村特点的“微治理”平台，提供政策查询、在线表决、投诉反馈等功能，尤其要针对老年人推出语音交互、大字版界面等适老化改造。更重要的是，数字工具必须与线下实体服务深度融合，杜绝“群里吼一吼”代替“上门走一走”的倾向。设立“数字联络员”岗位，帮助不便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众代操代办，弥合数字鸿沟。
（五）信任修复：以公开透明和长期承诺重建公信力
全面推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对重大事项实行“事前公示、事中监督、事后审计”。建立干部履职档案与群众评价挂钩的制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严肃问责。同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制定村级发展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让群众看到持续改善的希望。
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村群众工作则是这场变革中最精细、最考验智慧的基础工程。审视现状，我们看到诸多困境与挑战，但也应看到制度重构、技术赋能与主体觉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唯有摒弃粗放式、运动式的工作惯性，转而以制度化协商、专业化服务、数字化辅助、情感化联结为支撑，才能真正激活农村群众的主体力量，让群众工作成为乡村振兴的“黏合剂”与“助推器”。未来，还需在更广阔的区域实践中检验优化路径，并持续关注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趋势，以动态调整的群众工作策略回应时代的复杂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