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也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下，基层党组织能否有效调动、凝聚和引领群众，直接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效能与韧性。群众组织力作为党组织动员、整合、服务群众能力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更是应对社区治理复杂性、激发自治活力的关键变量。然而，在城市化加速、利益诉求分化、技术迭代的复合背景下，部分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仍面临动员模糊、触达不深、黏性不足等现实挑战。本文立足社区治理视角，系统梳理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工作实践，剖析当前困境，并尝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
二、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群众组织力并非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党组织在特定场域中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体系。从内涵看，它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价值引领力，即通过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的传播，让群众理解并认同党的目标；二是利益整合力，即在不同群体之间平衡诉求、寻求最大公约数；三是行动执行力，即把分散的个体凝聚成有序的力量，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在社区治理视域下，群众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党组织能否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当组织力充足时，社区能够快速响应突发事件、高效推进民生项目、自然生成自治规范；反之，则容易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脱节，甚至导致公共事务的“集体冷漠”。因此，新时代社区治理必须将提升群众组织力作为基层党建的核心议题，使之成为连接“党委领导”与“群众参与”的桥梁。
三、实践观察：当前党组织提升群众组织力的主要样态
（一）网格化治理：组织触角的精准延伸
多数城市社区已将党建网格与治理网格深度融合，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链条，将党的力量下沉到单元、楼道。这种纵向到底的架构有效解决了传统模式下组织覆盖“盲区”问题，党员在网格内主动亮身份、领任务，通过日常走访、需求收集、矛盾调解，实现了从“被动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找群众服务”的转变。调研显示，网格化管理使党组织对社区居民基本情况的掌握率显著提升，为精准动员奠定了信息基础。
（二）项目化服务：以民生实事凝聚认同
不少基层党组织将服务群众作为组织力的“硬抓手”，通过“微心愿”认领、社区微公益创投、民生实事清单等方式，将资源整合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项目。例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位改造、独居老人照护等痛点，党组织牵头协调物业、业委会、驻区单位等多方力量，在一件件实事的落地中积累信任。这种“服务先行”的策略，使群众从“被组织”转变为“想组织”，组织动员的号召力随之增强。
（三）平台化协商：搭建制度化参与渠道
为破解群众参与碎片化、随机化的问题，许多社区建立了“党群议事会”、“民情恳谈会”、“居民议事亭”等协商平台，党组织扮演“主持人”与“催化剂”角色，引导居民围绕公共议题展开有序讨论。通过赋予群众话语权与决策权，组织过程不再是单向的命令，而是双向的沟通。这种平台化协商不仅培养了群众的公共精神，也使党组织在协商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方信任的“圆心”。
四、问题审视：群众组织力提升的现实梗阻
尽管上述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深入观察不难发现，当前部分社区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仍存在结构性短板。首先，动员方式的行政化惯性依旧明显。部分社区仍习惯于通过行政命令、任务摊派、物质诱惑等方式组织群众，一旦缺乏行政支撑或资源投入，群众参与的可持续性便大打折扣。其次，技术赋能的深度不足。虽然许多社区引入了智慧党建平台、微信群等工具，但不少停留于“信息发布”层面，缺少对群众需求的精准识别与智能匹配，线上互动流于形式，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组织行为。再次，对“沉默多数”的覆盖不足。传统组织工作往往集中于广场舞团队、老年协会等活跃群体，而大量在职青年、流动人口、新业态从业者等群体因时间错位、兴趣差异或认同疏离，长期处于组织覆盖的盲区。最后，组织绩效评价偏重“痕迹管理”，重台账、轻实效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部分基层干部将精力耗散在填表、报材料上，而忽略了对群众真实获得感的追踪。
五、优化思路：迈向深度组织力的系统性重构
（一）从“行政嵌入”转向“情感联结”，重塑动员逻辑
党组织应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权威与物质激励的动员模式，强化情感治理与价值认同。可以通过培育社区公共文化、策划“楼栋邻里节”、建立党员结对帮扶长效机制等方式，在日常的高频互动中培养信任资本。情感联结一旦形成，动员就不再是“任务”，而是群众基于认同的自发行动。同时，要重视“关键少数”的带动作用，挖掘热心党员、能人骨干、意见领袖，通过他们的示范效应扩散组织影响力。
（二）从“粗放覆盖”转向“精准画像”，激活技术效能
借助大数据、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对社区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分布、需求偏好、参与意愿等进行画像分析，据此设计差异化的组织策略。例如，针对双职工家庭，可利用“八小时外”弹性时间，开展线上投票、云端议事、微心愿众筹等轻量化参与；针对老年群体，则保留线下见面、集中代办的灵活通道。技术工具应服务于“人”而非替代“人”，要避免陷入“唯数据论”，确保线上组织与线下服务的无缝衔接。
（三）从“单向输出”转向“共建共享”，健全协商机制
优化现有议事平台的规则性与开放性，赋予群众更大的议题设置权与成果享受权。可推广“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协商，让群众不仅参与“提意见”，更参与“定方案”和“验收成果”。同时，引入积分银行、时间银行等激励载体，将组织参与与公共服务兑换挂钩，形成“参与—获益—再参与”的正向循环。党组织在其中的角色应为“搭台者”与“赋能者”，而非“包办者”。
（四）从“线下为主”转向“线上线下融合”，拓展组织场域
构建“网格化+数字化”的双轮驱动体系：线下继续做实网格走访、联户包干；线上打造集信息公开、民意收集、活动发布、成果展示于一体的智慧党建平台。尤其要关注青年集聚的社交平台（如微信群、小红书、抖音）的渗透，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社区故事、激发参与兴趣。党组织要主动学习新媒体话语，避免“新旧两张皮”。
六、结语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党组织群众组织力，本质上是一种扎根基层、回应需求、凝聚共识的实践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单纯依赖传统工作方式已难以持续满足群众期待。唯有在动员逻辑、技术工具、协商机制和组织形态上进行系统优化，将“组织”内化为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受益的日常，才能真正实现从“组织在场”到“组织在场且有效”的跨越。未来，社区党建应更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效果而非形式，以群众组织力的持续跃升，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驱动社区治理走向更高水平的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