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和力重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优化的三维审视
# “亲”与“清”的辩证: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亲和力提升的三个维度
## 引言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优势,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体系能否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元,传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面临“上热中温下冷”的尴尬:文件语言与生活语言之间存在温差,理论逻辑与情感逻辑之间存在隔阂。提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亲和力,不是在原有框架中做“修辞润色”,而是要在认识论、方法论和传播论层面进行系统性优化。本文从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渠道三个维度,探讨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亲和力提升的可行路径。
## 一、话语内容:从“政策转译”走向“意义共构”
群众工作话语的起点不是“我要讲什么”,而是“群众想听什么、能听懂什么”。当前一些地方仍沿袭“文件语言-宣传语言-群众语言”的单向转译路径,其本质是将群众视为被动接收者。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即便语言再通俗,也难以消除群众心理上的疏离感。
话语亲和力的根基在于内容上的“共情共享”。所谓“共情”,不是简单地把宏大叙事缩小,而是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找到政策逻辑与生活逻辑的交叉点。例如,在解释乡村振兴政策时,与其罗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不如先引导群众讨论“村里年轻人为什么留不住”“老房子该不该拆”“什么样的日子才算好日子”。当政策话语能够回应这些具体疑问时,抽象的目标便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
“意义共构”则意味着话语生产不再是单方面输出,而是干群之间的协商与共创。群众工作干部应具备“翻译”能力——不是简单地把文件变成大白话,而是能将政策目标转化为群众认可的“共享意义”。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承认群众的生活逻辑具有自洽性和合理性,而非视为需要被“教育”的空白。话语内容的设计,必须嵌入地方知识、社区经验和群体记忆,让群众在听到政策语言时产生“这说的就是我们家的事”的代入感。
## 二、话语形式:从“严肃宣讲”转向“灵动叙事”
话语形式的亲和力,往往比内容本身更早被群众感知。传统群众工作话语偏好宏大叙事、抽象概念和排比句式,这类话语在会场内具有庄严感,但在广场、田间、客厅等场景中却显得格格不入。提升亲和力,需要在形式上实现三类转变。
其一,从“公告式表达”转向“对话式表达”。公告式表达的特征是权威单向、结论前置,而对话式表达强调平等、开放与回应的可能性。在基层座谈会、民情恳谈会中,干部的开场白能否从“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改为“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话语形态的微妙变化背后,折射的是权力关系认知的调整。话语形式应当为“观点碰撞”留出空间,容忍非正式表达、情绪化反馈和碎片化叙事。
其二,从“概念堆砌”转向“故事驱动”。鲜明、具体、有温度的故事,其信息传递效率远高于抽象论述。讲好群众工作故事,切忌将人物事件化、事件概念化。优秀的群众工作话语,应当有细节、有矛盾、有转折,能够引发听众情感共振。例如,在宣传基层治理成效时,“矛盾化解率提升至98%”与“老张为了一棵树和邻居吵了三年,最后在调解员带病上门那天,老张哭了”——后者的信息量和感染力显然更强。
其三,从“单一文本”转向“混合媒介”。当前群众工作话语仍以文字和口头表达为主,微视频、动漫、互动H5甚至AI语音助手等媒介形式的运用尚不充分。话语亲和力不仅来自“说了什么”,还来自“用什么说”。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个用方言演绎的“村规民约情景剧”可能比一本制度汇编更能影响村民行为。话语形式的多样性,本质是对群众媒介接触习惯的尊重与适应。
## 三、话语渠道:从“会场主导”走向“场景嵌入”
话语能否被群众接纳,还取决于它出现在什么场景中。传统群众工作话语的主要阵地是会议室、宣传栏、广播站和文件系统,这些渠道的优势在于权威性和覆盖广度,但劣势同样明显——它们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存在明显区隔。提升亲和力,必须打破“会场-社区”的二元结构,实现话语对生活场景的深度嵌入。
第一,推动话语向生产生活现场下沉。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院落饭桌、网络社群,才是群众话语流动的真实空间。群众工作干部需要跳出“组织开会-传达精神”的路径依赖,学会在插秧时谈土地流转政策,在拉家常时聊医保报销流程,在刷朋友圈时回应当地热点舆情。当话语场景从“台下听”变成“身边聊”,亲和力自然提升。
第二,构建“去中心化”的话语节点。信息时代的社会话语传播,不再依赖单一的中心发射点,而是依赖无数个“节点”。每个基层干部、社区能人、意见领袖都有可能成为群众工作话语的关键节点。提升话语体系的亲和力,需要培育和赋能这些节点,而不是将所有话语权收归于机关。例如,鼓励退休老教师用方言讲党史故事,支持年轻村干部开通个人抖音号解读政策,这些“小喇叭”往往比官方账号更接地气。
第三,建立话语效果的“反向反馈”通道。话语亲和力不是一次性的“装袋”过程,而是动态调适的结果。应当建立常态化的群众话语反馈机制,通过民意调查、跟帖分析、座谈会录音复盘等方式,分析哪些话语群众愿意听、听了之后有行动,哪些话语群众无感甚至反感。这种反馈机制不应停留在“上级听汇报”,而应实现由群众直接评价话语效果。唯有如此,话语体系才能在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亲和力,本质上是对党群关系的一种重构。它不是技巧层面的“话术优化”,而是要求话语主体真正站在群众角度思考问题,理解群众的情感方式、认知习惯和表达偏好。当话语从“官腔”转向“乡音”,从“布道”转向“共情”,从“场外”转向“现场”,群众工作才能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当然,亲和力不等于无原则的迎合,也不意味着放弃话语的思想引领功能。如何在“亲”与“清”之间找到平衡,在可接受性与思想性之间实现统一,仍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的长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