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经济社会深刻转型与劳动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其组织效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的稳定性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会员队伍活力——即会员参与工会活动、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我提升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是工会组织生命力与战斗力的核心表征。然而,当前不少基层工会面临会员参与度低、组织活动流于形式、维权和服务与会员期待错位等困境,严重制约了工会“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基本职能的有效落地。本文旨在从作用路径和问题表征两个维度,深度审视新时代工会会员活力激发的内在逻辑与突出矛盾,为提升工会工作的精准性与实效性提供学理参照。
二、活力激发的作用发挥:从被动组织到主动赋能
工会会员队伍活力的激发,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增加活动频次或扩大覆盖面,而应看作是一个系统性赋能过程。其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引领与集体认同的再造。工会通过主题教育、先进评选、职工讲堂等形式,将宏大叙事与个体生活相连接,在碎片化的职场认同中重建集体归属感。例如,部分地区开展的“工匠精神”宣传活动,不仅表彰了技能精湛的劳动者,更在青年职工群体中激发了以技术立身的职业荣誉感。这种精神引领一旦内化为会员的自觉意识,便能转化为参与工会事务、维护集体利益的持续动力。
第二,民主管理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通道。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集体协商等民主管理制度是会员行使权利的主渠道。当这些渠道真正运转起来,会员便能通过提案、讨论、表决等方式介入薪酬调整、劳动安全、休息休假等切身利益议题。活力激发的关键在于制度开放度——只有让会员感受到“我的声音能影响决策”,参与行为的回报预期才会上升,从而形成“参与—反馈—再参与”的正向循环。
第三,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的支撑平台。工会组织开展的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岗位培训以及创新工作室建设,本质上是用“成长红利”置换会员的“时间投入”。调研数据显示,那些承诺提供专业认证、晋升机会或跨部门交流的工会项目,会员参与率普遍高出同类项目30%以上。这意味着,将工会活动与会员的职业生涯规划深度绑定,是撬动其参与热情的最有效杠杆之一。
三、问题表征:活力唤醒中的结构性障碍
尽管各地工会进行了大量创新尝试,但从实际运行状态看,会员队伍活力的整体水平仍不容乐观,问题表征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阵地空心化”与“会员边缘化”并存。部分基层工会虽然按规定设立了职工之家、活动室,配备了专职人员,但日常活动仍以发福利、搞晚会等传统形式为主,缺乏对年轻人兴趣取向、新兴职业群体需求的精准回应。例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因工作时空碎片化、劳动关系模糊而难以被纳入传统工会动员体系,在入会率低的同时,现有会员也因为活动方式单调而逐渐疏离。
其二,形式化参与与深度互动不足。不少工会组织通过线上投票、扫码签到、集赞打卡等方式完成“参与指标”,但会员实质上并未获得实质性对话与决策机会。这种“指尖上的民主”看似热闹,实则降低了会员对工会严肃性的认知。当参与沦为走过场,会员更倾向于用脚投票——要么长期隐身,要么直接退出。
其三,资源错配与服务有效性衰减。工会资源的配置往往遵循行政逻辑而非会员需求逻辑。例如,用于扶贫帮困的资金占比过高,而用于职工心理关爱、家庭支持、职业转换等新兴需求的投入相对不足。研究指出,当前工会会员最渴望的前三项服务分别为“职业提升培训”“劳动法律咨询”和“心理健康疏导”,但不少工会仍将资源集中在传统慰问品发放上。这种供需错位导致会员感知到的工会“存在感”与“获得感”严重割裂。
四、深层归因:制度惯性与主体性缺失的双重困境
上述问题表征的根源,既来自组织体系自身的制度惯性,也折射出会员主体性的普遍缺失。
从组织层面看,基层工会长期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执行末端,工作重心往往围绕上级考核指标展开,对会员自下而上的诉求响应机制建设不足。考核指挥棒偏重“覆盖率”“活动次数”“新闻报道量”等量化指标,导致基层倾向于选取短平快的活动方式,而非耗时耗力但效果持久的会员赋能项目。另外,工会干部的兼职化、非专业化倾向也限制了其在活动策划、资源整合方面的创新能力。
从会员层面看,当代职工群体呈现高度异质性——年龄跨度大、职业身份多元、地域流动性强。青年一代更倾向于以“项目制”“兴趣圈层”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对传统的层级化、指令性组织模式天然抵抗。这一代际文化变迁尚未被工会工作理念充分吸收,导致会员与组织之间出现“情感断裂”。同时,部分会员将工会视为“发东西的地方”或“解决劳动纠纷的最后一环”,主动参与意识淡薄,存在严重的“搭便车”心理。这种主体性缺失与组织供给乏力形成了恶性循环。
五、结语:走向精准激活与共治共享
激发工会会员队伍活力,既不能依靠短期运动式推动,也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的倡导。它要求工会组织真正回归会员本位,以需求为导向重构服务菜单,以数字化工具重塑互动场景,以制度创新保障参与实效。具体而言,应建立会员需求动态调查机制,推动活动设计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加快“智慧工会”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会员偏好;在民主管理环节引入“参与式预算”等工具,使会员有权决定部分经费用途。唯有如此,工会才能在去资源化、去行政化的进程中重建其作为劳动者利益代言人的专业形象与内生动力,让活力从每一个会员身上自然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