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与思想引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面临教育资源薄弱、教育主体单一、教育形式固化等现实困境。单纯依靠学校与村级行政组织的单向灌输，难以真正触及农民群体的精神深处，更无法有效回应乡村振兴战略对“塑形铸魂”的双重期待。在此背景下，新乡贤群体作为一种兼具乡土根脉与现代素养的独特力量，正逐渐进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场域。他们既不是体制内的教育者，也非外来的宣教者，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熟知乡土人情、拥有一定威望与能力的本土精英。其参与农村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对体制教育的简单补充，而是提供了一条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日常浸润为路径、以榜样示范为牵引的教育新路。本文试图从功能定位与效能体现两个层面，系统考察新乡贤在农村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独特角色，并探析其效能释放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优长。
二、新乡贤参与农村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维度
（一）文化传承功能：以在地性叙事激活家国记忆
爱国主义教育能否在农村生根，关键在于它能否与农民的生活经验、历史记忆和情感结构发生真实的联结。新乡贤群体往往对地方历史、家族渊源、革命传统有着超越一般村民的认知深度。他们能够通过讲述本村英雄人物的事迹、家族中的抗战故事、乡村变迁中的国家印记，将抽象的“爱国”还原为具体的“爱家”“爱乡”“爱这片土地”。这种在地性的叙事方式，使爱国主义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宏大口号，而是可触摸、可共鸣、可延续的日常生活。相比于外来宣讲者的符号化表达，新乡贤的话语更贴近农民的语言习惯与思维逻辑，能够在村落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中获得更高的接受度与传播力。
（二）榜样示范功能：以人格化力量引领价值认同
在农村社会传统中，榜样从来不是抽象的道德范畴，而是具体的人及其行为。新乡贤本身往往就是村民眼中“混得好又不忘本”的典范。他们中有的返乡创业带动乡亲致富，有的捐资助学改善村中教育条件，有的在村务治理中不计私利、公道正派。这些真实可感的行为本身，就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当新乡贤在村民大会上讲述自己为什么选择回乡发展、为什么倾力帮助乡邻时，其话语中隐含的对国家政策的认同、对乡村复兴的信心、对家国一体观念的践行，远比一场讲座更能触动人心。这种以“做”带“说”、以“身”示范的教育方式，有效弥补了传统爱国主义教育中“说得多、做得少”“台上讲得重、台下听得轻”的结构性缺陷。
（三）资源整合功能：以社会资本弥合供给短板
农村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个突出瓶颈是资源匮乏——无论是经费、场地、师资还是活动载体，较之城市都存在明显差距。新乡贤凭借其经济实力、社会关系与专业能力，能够有效引入外部资源或盘活村内闲置资源。例如，利用自有房屋改建村史馆或红色文化展示室，利用商会或校友会渠道组织城市学生与农村家庭结对开展爱国主义主题实践活动，利用自身在文化教育领域的经验策划“红色家书”诵读、乡土英雄事迹巡展等。这种资源整合不是简单的物质捐助，而是以社会资本的激活为内核，将分散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重新链接、转化并落地于乡村土壤，极大地提升了教育供给的适配性和可持续性。
（四）情感凝聚功能：以共同体意识深化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最终要落位于情感的认同与归属。新乡贤在村落中承担着特殊的“黏合剂”角色。他们能够借助祭祖、庙会、节庆、红白事等传统社交场合，巧妙地将家国情怀融入群体互动之中。比如在清明祭祖时强调“家族兴则国运昌”的理念，在重阳敬老活动中讲述村里老人见证国家从贫困到富强的亲身经历。这种融入生活仪式和公共活动的情感教育，不同于课堂上的刻意灌输，具有更强的渗透性和持久性。它帮助村民在日常交往中不断强化对“国家—家乡—家庭”一体化的认知，逐渐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与行为准则。
三、新乡贤参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效能体现
（一）教育认同感显著提升：从“要我学”到“我要学”
在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中，农村居民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边缘位置。新乡贤的参与，使教育主体从“体制内人员”转向“身边的人”，教育场景从“村部会议室”延伸至“庭院、工地、集市”。这种变化直接带来了受教育者心理距离的拉近。调查发现，在有新乡贤积极参与的村庄，村民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参与意愿普遍更强，互动积极性更高，事后回忆与讨论的频率也显著高于无新乡贤参与的村庄。这种“自愿参与”而非“被动组织”的状态，是教育效能提升的关键前提。
（二）教育覆盖面有效扩大：突破代际与群体壁垒
农村人口结构复杂，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流动务工群体、低龄儿童等各类人群的受教育习惯和接受方式差异巨大。体制化的教育往往难以兼顾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而新乡贤因其多元的身份背景——既有退休教师、退伍军人，也有返乡企业家、在外大学生——能够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精准教育”。例如，老年群体更信任同龄乡贤的口头讲述，青年群体更容易接受通过短视频或微信群传播的爱国主义主题内容，儿童则更愿意参与由乡贤组织的实践性、游戏化活动。这种由新乡贤个人特质延伸出的教育触角，使爱国主义教育真正下沉到了以往难以覆盖的社会末梢。
（三）教育实效性明显增强：从知识传递到行为转化
评价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终标准，不是记住了多少口号或概念，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展现出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的行为自觉。在农村场域中，新乡贤所推动的教育活动往往与具体行动紧密相连。例如，组织村民共同修缮烈士纪念碑、参与乡村公共环境整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这些行动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外化表达。新乡贤通过“做中学”的方式，将理念教育与行为引导整合为一个有机过程，使参与者在劳动、合作与共建中真切体会到个人行为与国家荣誉、家乡发展之间的关联。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路径，有效避免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形式主义倾向，使爱国主义教育从短暂的热闹走向持久的行动。
四、路径思考与未来展望
新乡贤参与农村爱国主义教育虽展现出独特的功能优势与显著的实践效能，但也要清醒看到，这一路径的深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新乡贤群体的遴选与培育缺乏统一标准，部分地方存在“有名无实”或“过度神话”的倾向；另一方面，新乡贤的教育参与多属自发自觉行为，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机制与持续的资源支持，容易随个人精力与能力的波动而起伏。未来应当从三个方向加以完善：一是建立新乡贤与村级组织、学校之间的协同机制，明确各自角色边界，避免相互替代或责任空转；二是构建新乡贤能力提升的培训体系，帮助其掌握更系统的教育传播方法与爱国理论知识；三是建立新乡贤教育贡献的评价与激励机制，在荣誉、资源、政策等方面给予合理回应，激发其持续参与的内在动力。
五、结语
新乡贤参与农村爱国主义教育，不是一种偶然的地方现象，而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主体性回归的必然趋势。他们以乡土智慧活化教育内容，以人格魅力激发教育认同，以社会资本弥补教育短板，以共同体意识升华教育效果，实现了传统乡土资源与现代教育目标的有机融合。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中，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悬浮于乡土之上的“外来装饰”，而应当扎根本土、汲取民力。新乡贤正是连接国家意志与乡土情感的关键枢纽。充分释放这一群体的教育潜能，不仅对于提升农村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具有直接意义，更对于重塑乡村文化自信、培育新型乡土人才、夯实国家认同的基层根基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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