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直播主播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者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已超过8400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1%。这一群体的规模之巨、流动性之强、与传统用工关系的差异之大，决定了其思想状况不仅关乎个体生存状态，更直接影响社会安定与基层治理效能。然而，由于劳动关系模糊、组织缺位、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新业态从业者的思想动态长期处于“可见但难知”的状态。本文基于对全国多个城市200余名新业态从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系统梳理其思想状况的典型特征与核心矛盾，并尝试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工作建议。

一、群体画像：流动中的多元面孔

新业态从业者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个高度异质的亚群体构成。从年龄分布看，以80后、90后为主体，但近年来00后入场比例明显上升，部分平台骑手中“00后”占比已超四分之一。从教育背景看，高中及以下学历仍占主流（约65%），但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在主播、网约车司机中比例较高。从地域来源看，农村户籍比例超过七成，且跨省流动频繁。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群体普遍具有“低组织化”特征：绝大多数人不属于任何工会或行业协会，与平台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仅通过注册协议确立关系。95%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参与过任何形式的集体协商或维权活动”。这种组织真空，直接导致了其思想状态的碎片化与不确定性。

二、劳动过程与思想动态：高强度、低认同、短期化

观察结果显示，新业态从业者的思想状况与其劳动过程高度耦合。一方面，平台算法驱动的计件制与实时考核，使从业者长期处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以外卖骑手为例，平均日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单均配送时间在25分钟内，频繁遭遇“不合理的差评惩罚”与“超时扣款”。这种“以罚代管”的机制使得从业者普遍产生“被系统算计”的感受，对平台的信任度极低（仅1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平台规则”）。

另一方面，工作的高流动性与短期契约关系，抑制了从业者形成长期职业认同。71%的受访者表示“只打算做一两年”，并将其视为过渡性工作而非终身职业。这种短期化定位导致他们对行业、对城市、对自我价值均缺乏稳定的正向认知，“做一天算一天”的心态普遍存在。接受访谈的一位广州外卖骑手直言：“没有人会把这份工作当成事业，只是暂时没找到更好的。”

三、权益保障缺位下的压力与焦虑

思想状态的另一重要根源来自权益保障的系统性缺位。调研中，82%的从业者没有工伤保险，70%以上没有基本医疗保险，而平台方为降低用工成本，普遍以“灵活就业”之名规避雇主责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职业伤害，从业者往往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此外，收入不稳定、平台抽成透明性差、夜间补贴名存实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焦虑。

这种焦虑折射到思想层面，表现为强烈的“不安全感”与“相对剥夺感”。多位网约车司机表示，每天跑12小时，月纯收入却从2021年的1.2万元降至如今的8000元左右，而生活成本持续上涨。他们普遍将矛盾指向平台和“政策”，但缺少清晰的组织化表达渠道，只能以“私下抱怨”或“用脚投票”释放不满。潜伏的危险在于，当个体焦虑累积到一定阈值，极易被外部极端思潮或谣言所俘获，近年来多地出现的网约车司机群体性停运事件，已暴露出这种思想异动的苗头。

四、组织化缺失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新业态从业者中，党员比例极低（不足3%），且由于就业地点分散、工作时间不固定，即便少数党员也无法正常参加组织生活。基层工会与共青团组织在平台企业中的覆盖面也十分有限，部分平台虽成立了工会，但多为“空壳”，缺乏实质性的维权与服务功能。政治引领的缺位，使得这一群体对于国家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知多来自短视频、社交平台的碎片化信息，极易被误读或曲解。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一代年轻从业者普遍表现出“去政治化”倾向。在问卷中，当被问及“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你最信任哪个机构”时，选择“政府”的比例仅为18%，选择“法律途径”的为22%，而选择“自媒体曝光”或“私下解决”的高达51%。这一数据提示我们，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难以触及该群体，迫切需要更具穿透力和共情力的工作方法。

五、思想引领与工作路径的实践探索

面对上述挑战，各地已开始探索针对新业态从业者的思想引领与服务工作，并积累了一些有效经验。首先，在组织覆盖上，应突破传统的“单位制”思维，转向“社区+平台+行业”的立体化建团建党模式。例如，深圳市在200余个外卖站点建立“流动党员之家”，利用送餐高峰后的空档时间开展线上微党课，参与率超过六成。其次，权益保障的实质性推进是思想工作的基石。重庆、成都等地推动平台为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并将保险覆盖率纳入平台考核，显著提升了从业者对工会的认可度。

再次，沟通渠道要“去行政化”，使用青年群体熟悉的话语体系。杭州某社区采用“小哥议事会”形式，每月邀请骑手代表与平台、街道负责人面对面讨论派单规则与商家出餐问题，既解决了实际困难，也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参与感。最后，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思想动态监测机制。依托平台大数据与网格化走访，定期采集从业者的压力指数、离职意愿、政策满意度等指标，构建思想预警模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导”的转变。

结语

新业态从业者的思想状况不是一个孤立的“职业问题”，而是数字时代劳资关系、社会治理、文化建设交汇处的典型症候。他们的焦虑、不信任与去政治化，既是底层劳动者权益配套滞后的真实映射，也折射出传统治理体系在新经济形态下的适应性不足。唯有以保障制度为基石、以组织重建为抓手、以沟通共情为方法，才能将这一庞大而分散的群体重新编织进社会治理的有机网络之中，使其不仅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更成为社会团结的有生力量。未来的工作重点，在于把对思想状况的考察从“观察对象”转化为“行动主体”，让从业者在被看见、被倾听、被保障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从“工具人”到“城市主人”的身份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