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文化人”作为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基本命题，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浸润实现人的精神塑造与价值养成。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技术革命的加速以及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使得“以文化人”这一传统理念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使命。如何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中，有效发挥文化对人的教化、滋养与引领作用，既是一个亟待回应的理论问题，更是一场关乎国民素养提升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实践探索。本文旨在从时代背景出发，审视“以文化人”的价值转向，并考察其在当前社会中的实践样态与优化路径。

一、时代语境下“以文化人”的内涵演进

传统意义上的“以文化人”侧重于道德教化与伦理规范，强调通过经典文本与礼乐制度来塑造人的德性。然而，当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信息传播方式以及个体生存形态均已发生根本性变革。在此背景下，“以文化人”的内涵已从单向的“教化”转向双向的“涵化”，从封闭的“规范”走向开放的“建构”。它不再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灌输，更是基于平等对话、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公共文化实践。这一演进要求我们将“人”视为具有独立人格与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而非被动接受文化信息的客体。文化发挥作用的机制，也从单一的认知规训，转向了审美熏陶、心理认同与行动引领的复合模式。

二、价值维度：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回归

在市场经济与物质主义盛行的历史阶段，文化的功能性一度被窄化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或社会管理的“润滑剂”。这种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遮蔽了文化最本真的价值——即对人生意义、社会理想与精神家园的守护。新时代“以文化人”的价值发挥，核心在于推动文化从“工具性”向“本源性”回归。这意味着，文化育人的首要目标不是培养“有用的人”，而是培育“完整的人”。通过文化实践，个体得以在物质追求之外，重新建立起与历史传统、共同体命运以及终极价值的深层联结。这种价值理性的回归，不仅有助于消解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虚无感，更能够在社会层面凝聚共识，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与精神动力。

三、实践困境：系统性张力与现实挑战

在具体的实践场域中，“以文化人”的价值发挥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障碍。第一，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消费需求之间存在错位。一方面，大量标准化、同质化的快餐文化充斥市场，消解了文化的深度与韧性；另一方面，公众对高品质、多元化精神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优质文化资源的配置仍不均衡，城乡之间、代际之间的文化鸿沟依然显著。第二，技术媒介的过度介入带来了伦理风险。算法推荐虽然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但也可能将人困于“信息茧房”，弱化了文化在异质群体之间的沟通与整合功能。第三，教育体系中“知”与“行”的脱节同样制约着文化育人效果。知识考核往往优先于价值内化，导致文化教育停留在表层记忆，未能真正转化为个体的情感认同与日常实践。

四、路径优化：构建协同高效的文化育人体系

化解上述困境，需要从系统论视角出发，构建多主体、全链条、立体化的文化育人体系。其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性与参与度。应当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分析不同群体的文化偏好与精神需求，推动文化资源的精细化供给。同时，积极培育社区文化自治组织，鼓励公众从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共创者”，在参与中实现自我教化。其二，强化主流文化产品的价值引领功能。文化创作应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准，将宏大叙事与个体故事有机结合，以艺术感染力承载价值导向力，避免生硬说教。其三，推动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的一体化。将“以文化人”融入终身学习体系，在课堂之外，通过博物馆、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等场景，建立“全域育人”的文化空间。其四，建立文化育人效果的动态评估机制。不能仅以活动场次或参与人数作为依据，更要关注文化实践对个体认知结构、情感态度及行为习惯的实际影响，形成“反馈—调整—优化”的闭环。

结语

“以文化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一场润物无声的持久浸润。新时代的文化育人，既要敢于直面技术变迁与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更要坚守人文关怀与价值理性。唯有在尊重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高质量的公共文化供给、深度的教育融合以及充满活力的社会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对人心灵的唤醒、对精神的丰盈与对行动的导航。当文化的力量内化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血脉之中，文明进步的国家愿景与人民幸福的生活图景，终将在实践中达成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