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号召力是执政党动员、组织与凝聚社会力量的核心能力,其强弱直接关乎群众工作的实效与基层治理的效能。当前,部分领域社会号召力存在弱化趋势,具体表现为话语体系适应性不足、组织网络结构性脱嵌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碎片化等深层症结。本文从群众工作视域出发,系统剖析上述问题,并提出改进方向:以话语革新重建认同基础,以组织下沉夯实信任根基,以利益整合激活参与动力。唯有实现从“单向动员”向“双向赋能”的根本转向,方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塑社会号召力,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关键词:群众工作;社会号召力;话语认同;组织嵌入;利益整合
一、引言:社会号召力弱化的时代追问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而社会号召力则是这一路线得以有效贯彻的能力保障。所谓社会号召力,是指政党和政府在社会成员中激发认同、引导行动、凝聚共识的能力。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依托单位制、公社制以及高度同质化的意识形态,社会号召力曾展现出极强的动员效能。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号召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稀释了原有的组织网络,社会成员的个体化倾向日益凸显,多元化价值体系对单一话语权威形成解构。与此同时,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发文件”“喊口号”“开大会”等老旧工作方式,导致群众工作的针对性与感染力显著下降。社会号召力的弱化,不仅表现为“叫不动人”“聚不齐人”的直观困境,更深层地反映为党群信任关系的疏离以及社会共识凝聚的成本攀升。因此,在社会结构深度变迁的背景下,系统审视社会号召力弱化的结构性原因,并探索切实可行的改进路径,已成为新时代群众工作必须回应的核心命题。
二、话语体系的适配危机:从“听得到”到“听得进”
社会号召力的实现,首先依赖于话语体系的穿透力与感召力。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部分官方话语与群众日常话语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温差”。政策文本中充斥着文件化、会议化的表达,概念叠床架屋,叙述缺乏具体场景与鲜活案例,难以在群众心中形成情感共振。与此同时,互联网语境下的年轻一代已习惯于碎片化、视觉化、交互式的信息接收方式,传统长篇大论式的宣讲模式往往在传播起点便遭遇“注意力的屏蔽”。
话语体系的错位,本质上反映的是“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认知框架的断裂。群众工作之所以需要话语创新,并非为了迎合庸俗趣味,而是为了在保持价值内核的前提下,降低理解门槛、拉近心理距离。改进方向在于:第一,推动政治话语的生活化转化,将抽象的政策目标转化为与群众柴米油盐相关的具体叙事;第二,重视分众化传播策略,针对不同年龄、职业、地域的群体设计差异化的沟通方案;第三,善用新媒体语言与视觉符号,在尊重网络传播规律的同时传递核心价值。有效的号召从来不是“我说你听”的单向灌输,而是在平等对话中实现的意义分享与价值认同。
三、组织网络的结构性脱嵌:信任关系的空心化
社会号召力从来不是悬浮的,它需要扎根于具体的组织网络与人际关联之中。传统上,基层党组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构成了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社会号召力也正是通过这一严密的组织体系逐级传递、逐层实现的。然而,随着城乡社会流动加快、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原有的组织覆盖出现了大量“盲区”与“空白带”。许多流动人口、灵活就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新兴青年群体,实际上游离于传统组织体系之外,成为“组织上的隐形人”。
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在组织覆盖到的区域,部分基层组织的“在场感”与“服务力”也严重不足。一些社区与村庄的党组织仅满足于完成上级布置的行政任务,对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诉求缺乏主动回应,导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逐渐“空心化”——组织虽然存在,但信任的基础已经松动。社会号召力的弱化,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有组织、无信任”的悖论。
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从“管理型嵌入”转向“服务型嵌入”。基层组织必须真正下沉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景中,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重建信任。无论是微网格治理、党员联户制度,还是“接诉即办”机制,其核心都是同一个逻辑:号召力不是靠“喊”出来的,而是靠“做”出来的。只有当群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存在能够带来帮助与温暖,社会号召力才能获得最坚实的根基。
四、利益整合机制的碎片化:从分散诉求到集体共识
社会号召力的强弱,最终取决于群众能否在这一号召中看到自身利益的实现空间。在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群体之间的诉求差异显著加大,传统的“一刀切”式号召很难产生普遍认同。农民关注土地与收入,工人关心就业与保障,青年聚焦发展机会与公平竞争,老年人则更加在意医疗与养老——当群众的利益诉求分散且缺乏有效的聚合机制时,社会号召力便难以穿透阶层与群体的壁垒。
当前,部分地方在推进工作时仍然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动员方式,忽视了对群众利益诉求的精细化回应。项目的落地往往只考虑政策目标,而未充分评估不同群体的损益分布,导致部分群众产生“被代表”“被动员”的疏离感。此外,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也是重要原因——当群众的诉求无法通过制度化途径得到有效传递与回应时,他们便会在心理上与“号召者”拉开距离。
改进的方向在于构建一套系统化的利益整合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利益诉求的收集与反馈渠道,利用数字化平台打通“最后一公里”;二是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中充分吸纳民意、凝聚共识;三是完善利益补偿与共享机制,确保政策调整中的受损群体能够得到合理关照。只有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我的利益被看见、我的声音被听到”,社会号召力才能从“外部的动员指令”内化为“集体的共同意志”。
五、结语:从单向动员走向双向赋能
社会号召力弱化并非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而是特定社会条件下工作方式滞后的必然结果。改进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加大力度”“提升频率”,而在于从根本上调整群众工作的逻辑起点:从“我要你做什么”转向“我为你做什么”,从“单向的号召与动员”转向“双向的赋能与共治”。话语体系的革新、组织网络的扎根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完善,正是这一转型的具体展开。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群众工作所需要的不再是“一呼百应”式的传统威望,而是在多元、流动、分化的社会现实中持续重建共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只能源自于深入细致的服务、真诚平等的沟通以及公平有效的利益协调。唯有如此,社会号召力才能在时代变革中实现真正的重塑,群众路线也才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焕发出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