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关系调试、居民利益协调等多重功能。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传统社区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组织动员乏力、居民参与冷热不均、治理资源碎片化等结构性难题。群众组织力，作为党在基层社会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动员行动的核心能力，其发挥水平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效能上限。然而，在行政主导型治理惯性仍居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群众组织力如何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协同”，从“形式动员”走向“实质参与”，已成为亟待破解的关键议题。本文将从社区治理视域出发，系统审视当前群众组织力面临的现实张力，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方向。

一、群众组织力在社区治理中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张力

群众组织力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化渠道与非正式网络的双重路径，将分散的个体需求转化为集体行动，将原子化的居民整合为具有治理能力的共同体。从学理层面审视，群众组织力的发挥依赖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组织载体的可及性与合法性，二是居民对公共事务的认知与认同，三是组织行动与居民利益之间的有效关联。然而在实践中，上述条件往往面临多重挑战。首先，社区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依然突出，居委会作为法定群众自治组织，其工作重心长期偏向政府下沉的行政任务，导致组织者与居民之间形成了“管理—被管理”的垂直关系，而非“协同—共建”的平行结构。其次，居民异质性显著增强，尤其在大型商品房小区与混合型社区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公共意识、参与能力差异悬殊，传统的“一刀切”式动员方式难以触及真实需求。最后，组织资源的使用效率不高，各类社会组织、志愿团队、业委会等多元主体虽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彼此之间存在协调机制缺失、信任基础薄弱等问题，难以形成合力。

二、组织主体单一化：从行政依赖走向多元协同

社区治理实践中，居委会往往被默认为群众组织力的唯一责任主体，其他治理力量则被边缘化或工具化。这种组织主体单一化的格局，既加重了居委会的负担，也抑制了居民自主治理的活力。改进的首要方向，在于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引领、居委会为枢纽、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为支撑、社会组织和居民自组织为补充的网状组织架构。具体而言，应推动居委会角色从“执行者”向“联结者”转型，避免其陷入行政事务的泥潭，转而专注于需求采集、资源链接、议题协商等核心职能。同时，需为业委会、楼栋长队伍、社区能人群体等内生性力量提供制度化的参与空间与资源支持，使其成为组织动员的触角与支点。此外，专业社会组织的引入不应仅停留在项目外包层面，而要建立其与社区本土力量的深度融合机制，通过能力建设、知识传授、骨干培养等方式，增强社区自身的内生组织能力。

三、动员方式形式化：从运动介入转向日常嵌入

当前社区群众组织力往往呈现“重活动、轻机制”“重节点、轻常态”的特征。每逢重大节日、创建检查或政策落实节点，各类动员活动密集展开，居民被短期卷入，但活动结束后参与热度迅速消退，组织关系也随之松散。这种运动式的组织方式，难以培育出稳定、持续的治理参与。改进的路径在于推动组织力从“临时激活”转向“日常嵌入”。一方面，应当建立常态化的需求对接机制，通过网格走访、线上议事、居民恳谈等制度安排，使组织者与居民保持信息流的持续畅通，让居民感受到组织在场而非仅在有任务时出现。另一方面，需将组织动员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的自然场景之中，例如依托社区花园营造、亲子互助小组、公共空间改造等低门槛、高参与度的项目，使参与成为一种愉悦的体验而非额外的负担。当组织行为与居民的兴趣、便利、情感产生共振时，动员才可能从被动响应转化为主动追随。

四、利益联结虚化：从抽象动员转向价值回应

群众组织力的巩固不能仅依靠意识形态号召或政策压力，其深层基础在于组织能否有效回应居民的真实利益关切。现实中，部分社区的组织动员偏重“讲道理”“给任务”，而对居民在物业服务、公共安全、环境改善、邻里纠纷等方面的具体诉求缺乏实质性的回应。久而久之，居民对组织的信任度降低，参与动力随之衰减。改进这一状况，需要构建“需求—回应—反馈”的闭环机制。具体而言，社区党组织应带头建立问题清单与责任清单，对居民反映集中的事项设定明确的办理时限与沟通路径，确保组织力首先体现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将利益回应与组织参与有机结合，例如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居民，可在社区资源分配、公共服务获取等方面给予适度的正向激励，但需注意避免将参与完全功利化。更重要的是，要让居民在参与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归属感与被尊重感，这些情感回报往往比物质激励更具持续性。

五、技术支撑盲区：从工具叠加转向场景融合

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但部分社区的信息系统存在功能同质化、使用门槛高、与居民真实需求脱节等问题。群发通知、线上投票、信息采集等功能虽提升了管理效率，却并未真正增强群众组织力。技术的价值不应止步于信息传递，而应服务于组织关系的深度建构。改进方向在于推动技术工具从“管理辅助”走向“协作赋能”。社区应探索建立集需求表达、议题讨论、资源匹配、决策参与于一体的综合数字平台，使居民不仅能接收到信息，更能随时发起动议、参与协商、跟踪进展。同时，应注重线上与线下的有机衔接，避免虚拟空间取代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情感认同与社群黏性。对于老年群体、数字弱势群体，需保留并优化线下沟通渠道，确保技术应用不造成新的参与鸿沟。唯有将技术嵌入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非凌驾于其上，群众组织力才能实现时空维度的延伸与深化。

结语

社区治理视域下群众组织力的提升，绝非单一维度的技术改进或制度修补，而是一场涉及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行动逻辑与价值目标的系统性调适。从行政主导走向多元协同，从运动动员走向日常嵌入，从抽象号召走向利益回应，从工具理性走向场景融合，这些改进方向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让组织回归服务，让参与产生价值，让社区真正成为居民能够感知、愿意投入、共同守护的生活共同体。唯有在深层次重构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形态，群众组织力才能在社区治理中释放出持久而坚实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