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安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维度，而安全文化作为安全生产的深层土壤，其培育与建设历来受到高度关注。在企事业单位的实践中，政工工作承担着思想引领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理应在安全文化的塑造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综观当前基层安全文化建设的实际进程，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逐渐浮出水面：尽管制度条文层层叠叠、宣传活动此起彼伏、考核指标日趋精细，但安全理念却常常“悬浮”于个体意识之上，无法真正内化为行动自觉。这种“有形式缺实质”的困局，折射出安全文化建设中深层次的主体性困境。本文基于政工工作的现状审视，试图厘清这一困境的生成逻辑、表征形态与破解路径。

二、主体性困境的概念界定与表观特征

所谓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困境，指的是在组织推进安全文化培育过程中，作为实践主体的基层职工群体呈现出参与被动、认知疏离、行为依附的状态，其主体意识、自主判断与能动选择的能力受到系统性抑制。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在认知层面，安全理念往往停留在“知道”而非“认同”的浅表，职工对安全要求的理解停留在外部规训层面，缺乏内化的价值锚点；其二，在行动层面，安全行为往往依靠制度约束而非自觉驱动，当检查力度减弱或监管出现漏洞时，不安全行为便迅速回潮；其三，在情感层面，安全文化建设沦为一种“表演性仪式”，职工在集体活动中表现出配合的姿态，却在私下场合流露出对安全要求的漠然甚至抵触。这种主体性的缺位，使安全文化无法真正从文本走向实践、从外塑走向内化。

三、政工工作审视：主体性困境的体制性根源

政工部门作为思想战线的主阵地，理应是激活职工主体意识的关键力量。然而，当前政工工作的运行逻辑对主体性困境的生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工作目标导向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不少基层政工部门将安全文化建设视为“工作任务”而非“价值培育”。当层层加码的指标考核成为工作的指挥棒，政工干部不得不将精力放在活动场次、宣传数量、材料厚度等可量化的表层数据上，而对职工真实的安全认知水平、情感态度与行为习惯缺乏深入关注。这种“重显绩轻实绩”的取向，造成安全文化建设悬浮于实际需要之上。

其次，方法手段具有单向灌输特征。从实际观察来看，政工部门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时，往往沿用传统的宣传动员模式：上级出台文件、下发学习材料、开展统一培训、组织考试检查。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将职工定位为被动的接受者而非平等的参与者。职工群体鲜有机会表达自身的安全诉求、贡献安全管理的智慧、参与安全制度的修订，其主体地位在制度设计之初便被无形消解。

再次，话语体系的精英化倾向加剧了情感隔阂。政工文件中常见“政治站位”“红线意识”“底线思维”等宏大概念，这些表述固然具有规范性意义，但在与基层职工的日常对接中，往往缺乏生活化、情境化的转换。当安全话语脱离职工的日常经验与情感世界，便难以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职工对安全文化的认同停留在服从权威而非价值自觉的层次。

四、结构张力：组织规训与个体自由的现实碰撞

深入剖析主体性困境的内在机理，可以发现其根植于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张力：组织对安全秩序的追求与个体对自主空间的需要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安全文化建设的本质是将组织安全规范内化于个体意识，然而这种内化过程必须尊重个体作为能动主体的地位。一旦组织过度依赖强制、监控与惩罚等外部规训手段，个体的自主判断空间便被压缩殆尽，安全行为成为外在压力的应激反应而非内在责任的主动选择。

政工工作在这一张力中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政工部门必须贯彻落实组织对安全工作的总体要求，承担起思想管控的职能；另一方面，真正的文化塑造又需要给予个体充分的参与空间与表达自由。实践中，许多政工干部倾向于选择压力传导的“安全模式”，而放弃了激发自觉的“冒险模式”。这种选择虽然在短期内保证了风险的可控性，却也从根本上抑制了安全文化生长的自发活力。

五、实证考察：基层安全文化建设的现实样本

笔者对若干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实践进行了调研，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多数案例中，企业每年都会举办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演讲比赛、安全主题征文等活动，但职工参与的真实热情普遍不高。部分职工直言：“就是走个过场，上面要交材料，我们就配合一下。”在安全培训环节，职工对培训内容记忆模糊，但都能熟练背诵安全口号。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企业内部的安全建议渠道形同虚设，职工对安全管理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虽有感知，却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少数企业在安全文化建设中取得了实质进展。其共性经验在于：政工部门改变了发布指令的角色，转而充当赋权者与促动者——建立起定期的安全恳谈会制度，允许职工自主提出安全改进方案；引入“安全故事分享”等情感化载体，让职工在经验交流中自发生发出安全共识；将安全考核从扣分导向转为正向激励，鼓励自主发现隐患的个体行为。这些实践表明，当政工工作尊重并激活了职工的主体性，安全文化便从“要我安全”真正转向了“我要安全”。

六、结语：从管理对象走向价值共建者

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困境，本质上是组织化治理逻辑与人性化价值逻辑之间的裂隙。政工工作若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完成一次深层次的角色转型：从思想管控的执行者，转变为价值对话的促进者；从安全标准的发布者，转变为共建平台的搭建者。具体而言，需要将话语体系从抽象的“政治正确”转为具体的“人文关怀”，将工作方式从单向灌输转为双向互动，将评价标准从活动数量转为职工真实的安全意识提升与行为改变。

唯有当每个职工都被视为安全文化的共建者而非被改造对象，当安全理念成为个体内在的价值自觉而非外在的被动服从，安全文化建设才能真正摆脱形式主义的窠臼，实现从“标语上墙”到“理念入心”的实质性跨越。政工工作在这场价值重建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使命——不是简单传递安全规范，而是唤醒每一个主体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安全的主动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