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为农村基层党建与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党建文化作为引领乡村治理、凝聚群众共识、激发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其传播效能直接影响政策落地质效与乡村社会整合程度。然而，当下农村党建文化传播普遍存在形式固化、受众疏离、渠道单一、内容悬浮等问题，传统“宣传式”、“灌输式”传播模式在村庄空心化、信息碎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面前效能递减。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当前农村党建文化传播遭遇的主要瓶颈，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自觉视域下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良性互动提供学理参考。

一、 形式主义倾向：文化传播内容与村民生活世界的脱嵌

农村党建文化传播的首要瓶颈在于内容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当下不少村级党组织惯于采用标语刷墙、横幅挂街、会议读文件等传统形式，传播内容多以宏观政策口号和抽象理论知识为主，缺少与农业生产、乡村伦理、村民日常实践的有机联结。这种“悬浮式”传播忽视了农村受众的文化惯习与接受心理，导致党建文化在乡村语境下呈现“文本在场、意义缺席”的尴尬状态。调研发现，许多村民对村级宣传栏内容“视而不见”，对广播播报政策“充耳不闻”，本质上是因为传播信息与他们的生计经验、利益诉求、情感认同缺乏共振。党建文化若不能嵌入村民的日常叙事和生活场景，其思想引领与价值整合功能便难以真正落地。

二、 媒介融合滞后：传播载体迭代与传播效能的脱节

随着智能手机在农村的普及和短视频平台的广泛使用，村民的信息接收习惯已发生深刻代际变迁。然而，相当数量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仍固守“发传单、开大会、贴海报”等传统媒介组合，忽视新媒体技术在党建文化传播中的支撑作用。一方面，村级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新媒体平台普遍存在更新滞后、内容同质、互动乏力等问题，缺乏专业运营人才；另一方面，线上传播与线下实践之间割裂，未能形成立体化、沉浸式的传播矩阵。这种媒介融合的滞后，不仅限制了党建文化对年轻村民和外出务工群体的触达效率，也使农村基层党建在信息场域中的议程设置能力被边缘化。

三、 主体性缺位：农民在文化传播中的被动化与离场

农村党建文化传播的另一个深层困境在于农民主体性的缺失。长期以来，传播活动多遵循“上级部署—基层执行—群众接收”的单向线性逻辑，农民被物化为被动的受教育对象，其文化创造力与表达诉求未得到有效激活。这种传播模式忽视了农村社区内部自生自发的文化资源——如村规民约、宗族记忆、红色故事、乡贤文化等，而恰恰是这些乡土元素构成了党建文化可资利用的“活载体”。缺乏村民主动参与的内容生产机制，导致传播活动表现为组织方的“自说自话”，难以激发受众的认同感与分享欲，也最终导致文化传播的可持续性不足。

四、 组织执行碎片化：传播资源配置与保障机制的失衡

村级党组织作为党建文化传播的实际执行者，往往面临资源匮乏与能力不足的双重制约。一方面，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直接导致文化传播经费短缺，宣传设备老化、活动场地不足、专业人员匮乏等问题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乡镇一级对村级文化传播工作的考核多聚焦于“做了没有”，而非“效果如何”，催生形式主义应付心态。此外，传播工作常常被嵌入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中，村干部精力分散，缺乏系统性规划与专业能力支撑。这种传播组织体系的碎片化，使得党建文化传播难以形成常态化的反馈-优化闭环，往往沦为“运动式”突击与“事后补账”的恶性循环。

五、 优化路径探析

破解农村党建文化传播困境，关键在于实现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范式转换。首先，应着力推动传播内容的本土化转型，将党建话语嵌入乡村节日、祠堂文化、红白喜事等公共仪式之中，通过创作地方戏曲、田间党课、红色故事会等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理论话语与乡土生活的意义对接。其次，必须加快媒介融合步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网络，鼓励培养农村本土的“党建网红”与内容创作者，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形式提升传播的穿透力与趣味性。第三，要激活农民主体性，建立由村党组织牵头、村民广泛参与的文化内容共创机制，鼓励村民讲述身边党员故事、书写村庄变迁、拍摄乡土影像，让党建文化成为村民“自己的文化”。最后，需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将党建文化传播成效纳入基层治理绩效考核，并设立专项经费与人才培训计划，通过“第一书记+文化专员”模式下沉专业力量，推动传播工作从粗放式向精细化、品牌化升级。

结语

农村党建文化传播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引擎与价值底盘，其效能的提升既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的巩固，也关乎乡村社会机体的内生活力。当前传播实践中的诸多瓶颈，本质上折射出传统工作范式与新时代乡村社会结构、文化生态、技术条件之间的深层摩擦。唯有以问题为导向，在内容深耕、媒介创新、主体激活与机制保障四个维度同步发力，才能推动农村党建文化传播走出困局，真正实现党建引领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这一过程无疑需要沉下心来的持续探索，但其对于培育文明乡风、构筑乡村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意义，值得基层工作者与理论研究者共同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