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时代高等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两大支柱,其协同育人成效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底色。自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颁布以来,全国高校普遍推进课程思政改革,试图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双向贯通、同向同行的育人新格局。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协同机制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表面上的“协同”往往掩盖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与效能损耗。透析这些问题表征,是推动协同育人从“形联”迈向“神合”的认知前提。本文拟从价值共识、内容衔接、主体协作、制度供给与实践成效五个维度,对当前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突出困境进行系统剖析。
二、价值共识之困:两张皮与低认同的深层断裂
协同育人的首要前提是价值共识的达成。然而,当前高校内部普遍存在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在育人目标认知上的“两张皮”现象。一方面,部分思政课教师将课程思政片面理解为专业教师对思政内容的“简单搬运”,忽视了课程思政应内生于专业知识体系的价值逻辑;另一方面,不少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同停留在政策性表态层面,内心仍将“思政”视为外在于专业教育的额外负担,缺乏将价值引领融入学科知识的内在驱动力。这种价值认同的浅层化与碎片化,使得两类课程在育人方向上虽宣称“同向”,却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协同育人沦为形式化的口号。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两类课程教师对“立德树人”的理解存在认知位差,思政课教师偏重政治引领的系统性,专业课教师则强调价值嵌入的自然性,二者尚未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元问题上形成真正的共识框架。
三、内容衔接之困:孤立化与脱嵌化的结构性错位
内容衔接是协同育人的核心关节。当前课程思政的内容设计与思政课程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脱嵌”与“碎片化”倾向。具体表征如下:其一,课程思政的内容开发缺乏系统性,多数专业课教师依凭个人经验或时政热点随意嵌入思政要素,导致价值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生硬、牵强,未能形成与思政课程知识脉络相匹配的协同图谱。其二,思政课程自身的理论体系相对封闭,较少主动回应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认知需求与价值困惑,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情境、职业伦理、生活世界之间存在显著疏离。这种“各自为阵”的内容格局,使学生在前一类课程中习得的思政知识与后一类课程中获得的价值体验相互割裂,难以形成连续、递进的认知链条。协同育人本应产生的“1+1>2”的整合效应,被内容层面的孤立性与脱嵌化所抵消。
四、主体协作之困:个体孤岛与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
教师是协同育人的关键行动者。然而,当前高校教师队伍在协同育人中的主体协作面临显著的“孤岛化”困境。首先,教学组织层面缺乏常态化的跨学科教研机制,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鲜有深度的教学对话与集体备课。两类教师群体分属不同院系、不同学科文化,彼此的课程目标、教学方式、评价标准差异显著,沟通成本高、共同话语少,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其次,激励制度的结构性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协作障碍。当前的教师评价体系以科研产出和教学课时为硬指标,课程思政的协同投入——如合作开发教学案例、联合设计思政元素、开展跨学科教研——缺乏明确的量化认定与绩效回报,导致教师陷入“理性选择”的囚徒困境:个体的协同付出短期内难以获得制度认可,而“搭便车”或“不合作”反而更符合个人利益。这种主体层面的集体行动困境,使协同育人缺乏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五、制度供给之困:顶层设计悬浮与基层执行失真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协同育人从理念走向实践的保障。然而,当前高校在制度供给层面存在明显的“悬浮”与“失真”问题。从顶层设计看,许多高校虽制定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宏观方案,但普遍存在“重部署、轻落实”的倾向,方案中关于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联动的实施细则、质量标准、责任划分等关键条款模糊甚至缺位。从基层执行看,行政推动下的“命令式协同”导致院系层面被动应付,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活动代替协同”的形式主义倾向。更值得警惕的是,现行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对协同育人的评价维度严重不足,既缺乏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两课程综合测评工具,也缺少对跨课程协同效能的过程性监测指标。制度供给的粗放式管理,使协同育人停留在“盆景”展示层面,难以向“风景”普及转化。
六、实践成效之困:表层热络与深层冷遇的实效悖论
实践成效是检验协同育人成败的最终标尺。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是,当前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实践效果呈现出明显的“热—冷”悖论:课堂表面热络,学生内心冷遇。一方面,各类课程思政示范课、教学比赛、案例展示层出不穷,专业课堂上的“思政五分钟”或“价值点睛”成为时髦做法;另一方面,学生对这种“贴标签式”的价值植入反应冷淡,甚至产生逆反心理。调研表明,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的结合缺乏有机性,思政课的宏大叙事与专业课的微观情境之间存在认知鸿沟。这种实效悖论的根源在于,协同育人尚未真正从“教师视角”转向“学生视角”——教师关注的是“我融入了什么思政元素”,而非“学生是否真正实现了价值内化与行为转化”。当协同育人停留在教学环节的物理叠加,而非学习体验的化学反应时,教育实效的表层繁荣与深层流失便难以避免。
七、结语:走向深度协同的破局之道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绝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改良或课程内容的增补,而是一场涉及教育理念、知识逻辑、制度文化与行动者网络的结构性变革。上述五大问题表征——价值共识的低认同、内容衔接的脱嵌化、主体协作的孤岛化、制度供给的悬浮化以及实践成效的冷热悖论——揭示了当前协同育人中“形聚而神散”的深层困境。破解这些困境,需要高校在认知层面重构“大思政”的价值共同体,在课程层面建立“知识—价值”互嵌的内容图谱,在组织层面构建跨学科协作的教研生态,在制度层面完善激励与评价的耦合机制,在评价层面回归学生价值内化的真实成效。唯有从“协同的困局”走向“共生的通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面向未来,协同育人不应止步于形式上的“同向”,更需追求实质上的“同行”,在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中,培育出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