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党建是党在基层社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治国理政的固本之策。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和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复杂，传统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基层党建模式愈发难以适应系统性、整体性的治理要求。如何打破组织壁垒、整合多元资源、实现协同联动，成为提升基层党建质量的关键命题。近年来，各地围绕区域化党建、党建联建共建、网格化党建等开展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暴露出协同机制虚化、联动深度不足、资源整合碎片化等现实问题。本文旨在立足新时代背景，系统审视基层党建协同联动的现状，剖析其核心张力，并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一、协同联动的内涵界定与时代逻辑

基层党建协同联动，是指在基层党组织之间、基层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通过制度化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实现组织资源、信息资源、服务资源等要素的有机整合，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效能叠加的工作格局。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行政隶属壁垒和地域分割，将分散的党建“点”连接成治理“网”，使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在基层社会得以系统性释放。

新时代提出协同联动的深层逻辑至少包含三重维度。其一，破解“小马拉大车”的治理困境。基层事务日益庞杂，单一党组织往往面临资源短缺、能力不足的瓶颈，迫切需要借助跨组织、跨领域的力量形成合力。其二，回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体性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强调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这要求党组织不仅要加强自身建设，更要善于链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构建“一核多元”的共同体。其三，适应数字化转型趋势。智慧社区、数字党建等新形态为跨地域、跨层级的即时联动提供了技术可能，同时也对传统科层制下的信息壁垒提出了变革要求。因此，协同联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新时代提升基层党建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战略性选择。

二、当前基层党建协同联动的实践探索与主要形态

经过多年探索，各地在基层党建协同联动方面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模式。

其一，区域化党建模式。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吸纳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等成立党建联席会议或联合党委，通过“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事务共商”实现区域统筹。例如，上海“睦邻党建”、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均在跨层级、跨部门协调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其二，行业党建联合体模式。针对商圈、产业链、楼宇等特定空间或行业，将分散的流动党员和小微党组织串联起来，成立楼宇党委、商圈党建联盟等，实现“党建+发展”的双向赋能。其三，网格化党建嵌入模式。将党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网格深度融合，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党员编入网格中，通过“网格员—党小组—社区党组织”的纵向传导，与驻区单位、物业公司、业委会等横向联动，形成“一网兜底”的响应机制。其四，数字化联动平台。利用党建APP、线上议事厅、智慧治理平台等，实现组织生活联过、志愿服务联做、难题共解，打破时空限制，提升联动效率。

总体来看，这些实践有效缓解了过去资源分割、服务脱节的问题，在疫情防控、文明创建、矛盾调解等重大任务中显示出较强的协同效应。但客观审视，当前协同联动的整体效果仍存在“形联实散”的隐忧，其深层根源值得深入剖析。

三、协同联动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结构张力

尽管各地探索初具规模，但当前基层党建协同联动的制度化、常态化水平依然不高，面临三大结构性张力。

第一，“条块”体制与“块状”协同之间的治理缝隙。基层党建协同主要在“块”上发力，即街道社区这一层级，但驻区单位、上级职能部门往往受“条条”管理约束——业务归口、人事财权独立、考核导向各异。当社区党组织的需求与驻区单位的本职工作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缺乏参与的内在驱动力，导致联席会议“议而不决”、共建项目“签而不履”。这种“行政分割”与“党建整合”之间的张力，使协同联动容易沦为形式上的“挂牌”与“拍照”。

第二，资源交换的非对称性与可持续性难题。有效的协同需要基于平等互惠的资源共享。然而在实际中，社区党组织一般处于资源索取方，而驻区大单位、国企、机关则是资源供给方。若缺乏对等回报机制——如社区提供的服务能否切实解决驻区单位的员工困难、能否在评优评先中体现其贡献——则协同容易演变成“单向输血”，难以持久。尤其是在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协同常随领导注意力转移而起伏，陷入“运动式联动”的怪圈。

第三，数字赋能与信息孤岛的并存。各地虽纷纷建设智慧党建平台，但平台之间标准不一、数据接口不开放，导致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党建信息无法互通。例如，组织部门的党员管理系统与民政部门的社区治理平台互不兼容，基础数据重复采集，信息共享停留在“人工对接”层面。技术壁垒反过来又固化了既有的组织壁垒，使协同联动无法真正实现“一网通办”。

此外，部分基层党务工作者存在能力短板，对如何设计联动机制、如何激发参与主体积极性缺乏系统方法，习惯于传统的行政指令式发动，不善于运用协商、激励等柔性手段，也制约了协同效能的提升。

四、优化基层党建协同联动机制的路径选择

破解上述困境，核心在于从“物理组合”走向“化学反应”，构建一套权责清晰、激励相容、技术支撑的协同联动新格局。

第一，强化制度供给，将柔性协同转化为刚性约束。建议在街道（乡镇）层面赋予党建联席会议更多的资源调配权和考核建议权，将驻区单位参与区域化党建的情况纳入其党建述职评议和文明单位考核指标体系。同时探索建立“双向认领、双向服务”清单制度，由社区和驻区单位分别列出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通过精准匹配形成项目契约，明确各方责任与完成时限，并引入第三方评估进行实效验证。

第二，重塑激励机制，实现从“被动配合”到“主动融入”。对参与共建的单位，可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如员工子女入学优先、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优先、评先评优加分等。对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建立“协同积分”体系，将参与联动活动的成效转化为可量化的积分，与干部选拔推荐、党员评星定级挂钩。同时培育社区“能人”和“草根领袖”作为联动的内驱力量，降低对行政推动的过度依赖。

第三，推动技术融合，构建协同联动的“数字底座”。在中央层面加快制定智慧党建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推动现有各系统互认互通。在地方层面，对接“城市大脑”和“一网统管”平台，将党建协同模块嵌入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实现矛盾发现、任务派单、资源调度、反馈评价的全流程线上闭环。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描绘社区需求画像与驻区单位供给能力画像，提升匹配效率。

第四，培育联动文化，增强共同体意识。通过联合主题党日、岗位互换体验、议事会讨论等常态化活动，增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信任与理解。倡导“行动学习法”，围绕社区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击破，让参与者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感受到协同的价值，从而由“要我联”转变为“我要联”。基层党务工作者也应加强方法论培训，掌握协商民主、项目管理、社群动员等现代治理技能。

结语

新时代基层党建协同联动，既是提升组织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前，协同联动的实践已初步勾勒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框架雏形，但仍需在突破体制壁垒、激活主体动力、弥合数字鸿沟等方面下更深功夫。唯有以制度为基、以激励为翼、以技术为桥、以文化为魂，才能真正实现从“形式联”到“实效联”、从“偶尔联”到“常态联”的跨越，让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这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党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