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双重战略背景下，国有石油企业肩负着独特的政治责任与经济使命。其基层党支部作为党在企业的“神经末梢”，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凝聚员工队伍、驱动生产经营的最终执行单元。长期以来，“抓党建从生产出发，抓生产从党建入手”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党建与业务的协同。然而，面对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与油气行业格局重塑的挑战，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温差”、“落差”与形式化倾向日益凸显，亟待从现实层面进行系统性诊断，并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路径。
二、现实审视：基层党建面临的结构性痛点
（一）“两张皮”现象：从表层融合走向深层壁垒
尽管形式上实现了“一肩挑”与交叉任职，但在部分基层单位，党建与生产经营的融合仍停留在“物理叠加”而非“化学融合”阶段。具体表现为：党建工作目标与生产绩效指标的关联度不足，党员突击队、先锋岗等活动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在技术攻关、降本增效等核心环节发挥实质性引领作用。部分政工干部对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等专业流程理解不深，导致党建工作策划脱离业务实际，使得“党建+”变成“党建粘”，未能真正转化为解决生产瓶颈的组织动力。
（二）组织功能的弱化：从政治核心到事务性节点
在强调经营业绩与HSE（健康、安全、环境）管理的压力下，部分基层党支部的功能出现“泛行政化”倾向。支委会被大量行政会议、安全检查所取代，组织生活缺乏严肃性与针对性。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执行变形，沦为例行公事，难以触及员工思想深处的波动与职业发展的困惑。尤其是对于常年在海外项目、海上平台、边远井站等艰苦环境作业的党员，组织覆盖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变成“断层一公里”，教育管理出现真空地带。
（三）考评机制异化：从效能导向到痕迹主义
现行的基层党建考核体系，虽已强调量化，但过度依赖“台账检查”、“材料评优”的现象依然普遍。基层党务工作者被迫将大量精力用于填写繁杂的表格、撰写缺乏实质内容的总结报告、拍摄标准化流程的留痕照片，而真正关乎党性提升、群众评价、攻坚实效的工作维度却被边缘化。这种“以痕迹论英雄”的导向，不仅催生了形式主义，更使党建工作的内生动力被机械化的流程管理所消解，背离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初衷。
三、改进方向：构建“嵌入式”党建效能提升体系
（一）理念重塑：从“围绕中心”到“融入中心”的范式转换
首先需要从认知层面破除“党建是额外工作”的惯性思维。应将党建视为企业治理不可或缺的竞争优势，而非附属任务。突出政治优势向核心竞争力的转化路径，例如：在重大项目决策中，发挥党组织把方向、保落实的决策前置作用；在技术创新攻坚中，利用党员责任区将技术难题分解成“党性指标”；在安全环保管理中，构建“党员安全示范岗”与“隐患随手拍”的联动机制。真正实现党的工作与产值目标、成本控制、技术迭代的同频共振。
（二）组织再造：提升基层支委班子的“复合型”能力
选拔支部书记的标准要从“会做党务”转向“懂经营、会管理、能做思想工作”。建议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深化版，让生产骨干在党务岗位上锻炼，党务干部到生产一线轮岗。同时，精简非核心的行政化党务工作，或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台账归档、通报生成的自动化，将党务工作者从“表格录入员”中解放出来，回归到一线调研、思想疏导和矛盾调解的主责主业。针对海外与野外作业点，应探索“线上支部”、“流动党校”模式，利用远程视频系统落实三会一课，确保组织生活“不断线”。
（三）机制优化：构建“价值导向”的考核评价闭环
必须彻底扭转“唯痕迹论”的考核导向。新的考核体系应设定“量化权重”，将安全环保事故率、员工流失率、降本增效贡献值、技术创新提案孵化数等核心业务指标，作为党建考核的刚性参数。例如，可设立“党建KPI+业务KPI”的联动评价模型，明确党建工作在项目进度延误、成本超支等风险事件中的纠偏作用。同时，引入“群众评议”、“服务对象评价”等维度，将党员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评优评先的核心依据，而非仅凭台账厚度。
（四）阵地赋能：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生态的延伸
针对油企员工分散、流动性强的特点，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拓展“智慧党建”阵地。利用企业现有移动办公平台嵌入党建模块，实现学习教育、思想汇报、党费缴纳、组织生活签到的一体化。同时，将党建触角延伸至“八小时之外”，通过线上论坛、心理咨询专栏、困难员工互助系统等，将组织关怀以数字化形式精准投递，增强党员对组织的归属感。要防止“智慧党建”成为新的形式主义工具体系，确保技术为内容服务。
四、结语
国有石油企业基层党建的改进，绝非简单的制度修补，而是一场涉及理念、机制与能力结构的深层变革。其核心在于回归“赋能”本位——既赋能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又赋能于每一名党员的价值实现。通过跳出“为党建而党建”的窠臼，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战斗优势、提质增效的发展优势，才能真正锻造出在能源变革时代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不仅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考验，更是新时代国有石油企业履行“能源报国”使命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