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媒体融合已从局部探索转入纵深推进阶段，信息传播格局、舆论生成方式以及受众接受习惯均发生深刻变迁。在此背景下，政工干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者与推动者，其媒介素养水平直接关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与基层治理的回应能力。传统“我说你听”的单向灌输模式在融媒体生态中日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对信息甄别、议题设置、话语转换、舆情引导等复合能力的迫切需求。因此，系统审视媒介素养的内涵拓展，并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思路，已成为新时代政工队伍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媒介素养在融媒语境下的内涵嬗变

媒介素养最初侧重于受众对信息的批判性接受能力，即“如何选择、理解、质疑信息”。然而，在融媒体环境中，政工干部的媒介素养已远不止被动接收与解读，而是向主动生产、互动传播、价值引领等维度延伸。这一转变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从“把关人”到“对话者”，政工干部必须掌握多平台分发技巧，善于用生动叙事替代刻板宣教；第二，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设置”，即利用算法推荐和热点聚合规律，将核心价值嵌入公众关注的话题中；第三，从“单一表达”到“融合呈现”，要求熟练掌握图文、短视频、直播、H5等多元形态，实现内容吸引力的最大化。由此可见，融媒时代的媒介素养本质上是“政治素养、媒介技能与传播智慧”的有机统一。

二、当前政工干部媒介素养的现实瓶颈

尽管各地在媒介培训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实际工作中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短板。一是认知滞后，部分干部尚未摆脱“工具论”思维，将新媒体仅视为信息发布的通道，忽视其互动性与议程建构功能，导致内容点击率低、用户黏性差。二是技能单一，多数培训仍集中于新闻写作、摄影摄像等传统领域，对于数据可视化、舆情分析预测、算法推荐逻辑等前沿能力的教学较为薄弱，致使干部在应对突发舆情时陷入被动。三是身份焦虑，政工干部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表达”之间切换困难，往往因过度追求“网感”而丧失严肃性，或是固守公文腔调而被青年群体疏远。此外，部分单位缺少对媒介素养的动态评估机制，培训效果无法量化，难以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

三、媒介素养优化的理论框架与核心原则

为破解上述困境，需首先确立优化的底层逻辑。从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政工干部应当从“我想说什么”转向“受众需要什么”，在满足信息需求的过程中完成价值引导。同时，借鉴媒介生态学的“补偿性媒介”观点，每种新媒介都是对旧媒介不足的补救，干部应善于根据不同平台特性（如微信的私域信任、微博的公共话题、抖音的情绪感染）匹配差异化内容策略。在操作层面，应遵循三项核心原则：一是“政治为魂”，所有技巧的运用必须服务于主流价值的有效抵达，避免技术凌驾于内容之上；二是“受众为本”，建立用户画像意识，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认知偏好与接受习惯；三是“动态为要”，建立常态化的媒介素养更新机制，使能力结构始终与平台迭代保持同频。

四、融媒体背景下政工干部媒介素养的优化路径

（一）重构培训体系：从技能灌输走向能力生态建设

传统的集中讲座式培训边际效益递减，应当转向“诊断—培训—实践—反馈”一体化模式。首先，通过匿名问卷与内容分析对干部的媒介短板进行精准画像，据此设计分层分类的课程模块。例如，基础层突出舆情判断与信息核实，进阶层侧重短视频叙事与矩阵运营，高阶层则专攻危机传播与议题管理。其次，引入“实战工作坊”，要求干部在模拟舆情场景中限时完成信息发布、评论引导与效果复盘，由高校学者与媒体一线专家联合点评。最后，建立媒介素养档案，将培训成果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形成“以用促学、以评促改”的良性循环。

（二）创新内容生产：用融合叙事提升传播抵达率

优质内容是媒介素养的最终呈现，政工干部应当着力提升内容的“可读性”“可感性”与“可分享性”。可读性要求打破公文语态，采用“短句子、强节奏、多案例”的写作风格，并善用数据图表将抽象政策具象化。可感性要求挖掘基层一线的真实故事，以人物微光折射时代主题，避免空洞的口号堆砌。可分享性则强调设置互动环节，如评论征集、线上投票、话题辩论等，使受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此外，应注重跨平台联动：将深度文章沉淀为微信推文，将核心观点剪辑为短视频，将精彩片段提炼为金句海报，实现一次采集、多元加工、全媒覆盖。

（三）强化舆情素养：从被动灭火转向主动治理

融媒体环境下，任何局部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放大为舆论热点，政工干部必须掌握舆情管理的前瞻性思维。一是建立“预判—监测—研判—处置—修复”的全链条能力，通过关键词库与情感分析工具提前锁定风险点，而非坐等负面发酵后再匆忙应对。二是学会“借势”与“造势”，在重大政策发布或公共事件中，主动设置议题框架，以事实回应质疑，以情感消解对立，将突发舆情转化为价值认同的契机。三是培养“共情”表达，在回应群众关切的语气上，多用“我们”少用“你们”，多讲“怎么办”少讲“不能办”，真正在社会情绪疏导中发挥“稳定器”作用。

（四）完善制度保障：为媒介素养提升提供长效支撑

个体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组织机制的配套。一方面，要建立“媒介导师”制度，邀请资深媒体人下沉到政工部门，进行一对一结对辅导，并在重点宣传任务中实行“双签审”机制，由业务骨干与媒介导师共同把关内容导向与表达形式。另一方面，设立“创新实验田”，鼓励干部在特定范围内试水新的传播形态（如政务播客、AI数字人讲解等），对效果显著的项目给予专项激励，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同时，定期发布《融媒体素养白皮书》，追踪干部能力变化趋势与行业前沿实践，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五、从“工具掌握”到“思维重构”的认知跃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媒介素养优化的终极目标并非培养技术操作者，而是塑造具有“融媒思维”的思想传播者。所谓融媒思维，是指干部能够基于传播规律反向设计工作流程：在政策制定阶段就考虑如何传播、在活动策划之初就预设话题引爆点、在基层调研时同步采集可传播的故事素材。这种思维使媒介素养从“附加技能”升格为“核心能力”，真正嵌入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例如，某地在推行社区治理创新时，干部不是等到项目结束再写报道，而是从方案启动即开始拍摄短视频记录过程，并在关键节点推出居民访谈，使传播成为工作本身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结语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既对政工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重塑工作范式的历史机遇。从信息把关走向价值引领，从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定义，这是一场观念与能力的双重革命。唯有将媒介素养提升置于队伍建设的战略高度，以系统性培训夯实基础，以创新实践催化跃迁，以制度保障巩固成效，方能培育出一支懂传播、善引导、会治理的新时代政工力量，真正让主流声音在融合生态中传得更远、扎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