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党建引领则是确保基层治理方向正确、效能持续的关键。在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其组织动员功能愈发成为连接党与群众、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政策落地的重要纽带。组织动员并非简单的“喊口号”或“发通知”,而是一种通过制度化、情感化、网络化手段,激发个体与集体行动力的复合性机制。如何理解并发挥组织动员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直接关系到党组织能否真正扎根基层、赢得认同、引领发展。本文旨在系统阐释组织动员的理论逻辑、实践样态、现实挑战及优化路径,以期为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学术参考。
二、组织动员的理论内涵与治理逻辑
从学理层面看,组织动员是指特定主体(党组织)运用组织权威、价值感召、利益关联和人际网络等复合资源,促使目标对象(党员、群众、社会组织等)产生认同并采取一致性行动的过程。在党建引领的语境下,组织动员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它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延伸,也是从“政治动员”向“社会动员”范式转换的集中体现。传统政治动员更多依赖行政命令和意识形态灌输,而现代治理语境下的组织动员则强调平等对话、需求回应与多元参与。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党组织的主动嵌入与积极作为,将分散的社会力量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网络,从而化解基层“碎片化”困境,提升整体性治理能力。
三、组织动员功能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样态
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大量依托组织动员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典型案例,其实践样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动员的首要作用是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宣讲等制度化动员方式,党组织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理解、可参与的行动指南。例如,在村(社区)“两委”换届、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等关键节点,党组织通过党员联户、网格走访等机制,将政治信号精准传递到每个角落,既凝聚了共识,也避免了政策悬空。
第二,资源整合功能。基层治理面临人、财、物等资源短缺的普遍困境。党组织凭借其公信力和组织网络,能够有效撬动社会资本。以“党建+公益”“党建+志愿”为例,很多社区通过成立党员先锋队、红色物业联盟等载体,将零散的社会资源(如闲置场地、专业技能、企业赞助)整合后精准投放到养老、托幼、环境整治等民生领域。这种“组织搭台、社会唱戏”的模式,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
第三,参与激发功能。群众参与度不足是基层治理的长期痛点。组织动员通过情感联结和利益关联双轮驱动,激活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例如,“党员联系户”制度让党员成为群众的“勤务员”和“发声器”,在解决漏水、停车、纠纷等具体事务中积累信任,进而吸引更多居民主动加入议事会、业委会。深圳罗湖区的“党建合伙人”模式、成都的“微网实格”实践均表明,当组织动员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基层治理就能形成自我运转的良性循环。
第四,应急响应功能。在突发公共事件(如疫情、自然灾害)中,组织动员的敏捷性和穿透力尤为凸显。基层党组织能够迅速转化为“指挥部”和“服务站”,通过网格化动员实现人员排查、物资配送、信息传达的穿透式管理。武汉疫情期间,数千个临时党支部在社区一线组建,党员带头冲锋在前,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这种应急动员能力,本质上源于平时组织体系的严密性和党群关系的紧密性。
四、当前组织动员功能发挥面临的挑战
尽管组织动员在基层治理中成效显著,但不可忽视的是,部分地区的实践仍存在“动员内卷”“动员失灵”的现象。具体挑战包括:
一是动员机制的行政化与形式主义倾向。一些地方将组织动员简化为“填表、开会、拍照、留痕”,导致党员群众产生疲劳感和抵触情绪。当上级考核压力层层传导时,基层往往为完成指标而“刷存在感”,反而背离了动员的本意——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动员对象的参与深度不足。部分社区对在职党员“双报到”制度的执行流于表面,党员到社区“打卡”后并未实质参与治理事务,形成“来了但没来”的悖论。同时,对流动人口、新业态从业者等新兴群体,传统单位制下的动员手段往往失效,需要重新设计适配的动员话语和路径。
三是动员手段的数字化鸿沟。虽然“智慧党建”平台在信息传播、活动组织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可能因数字素养不足而被排除在动员网络之外。技术赋能的“最后一公里”若处理不当,反而会加剧治理中的“马太效应”。
五、优化组织动员功能以提升治理效能的路径
针对上述挑战,应从制度、技术、文化三个维度系统优化组织动员功能,实现从“强动员”到“巧动员”的跃升。
第一,完善组织体系,构建“平战结合”的动员网络。在常态化阶段,应做实网格化管理与党员联户制度,将组织触角延伸至楼栋、院落乃至家庭。同时,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目清单”的对接机制,让动员不再是临时性“施压”,而是基于供需匹配的精准服务。在应急状态下,则需快速启动“双报到”党员调度机制,确保力量下沉有序、权责清晰。
第二,创新动员方式,融合情感联结与数字赋能。传统“会议动员”“文件动员”需要与现代治理话语结合。例如,推广“板凳会”“庭院会”“夜话会”等不拘一格的面对面交流,增强情感共鸣;同时,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工具,建立“党员能力画像”和“群众需求热力图”,实现动员对象和资源的智能匹配。应当警惕“唯技术论”,始终将人的感受和获得感置于核心位置。
第三,健全激励机制,实现组织动员的可持续性。对党员群体,应将参与基层治理的实效纳入民主评议、评先评优的核心指标;对群众骨干,则可探索“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公共服务”“时间银行”等正向回馈机制。只有让参与治理的人既有荣誉感又有获得感,组织动员才能从“被动服从”走向“主动认同”。
第四,强化价值引领,培育治理共同体意识。组织动员的深层动力来自共同的价值认同。基层党组织应创新党的理论宣传方式,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生活结合,通过“红色故事汇”“榜样面对面”等活动,让“跟党一起奋斗”的理念融入日常。同时,注重发掘和培育社区精英、乡贤能人,使其成为组织动员的“毛细血管”和“信任背书”。
六、结语
组织动员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与“动力引擎”。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党的组织动员功能不能仅停留在自上而下的指令传达,而应进化为一种双向赋能的共治机制。它既要发挥党组织“主心骨”作用,又要尊重基层群众的主体性;既要利用制度优势保持动员的速度与力度,又要通过人情味与技术感兼顾动员的温度与精度。唯有如此,组织动员才能真正从“工具性存在”升华为“制度性优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随着社会结构的持续变迁和治理需求的日益多元,组织动员机制的迭代创新将始终是基层党建的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