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党建引领则是新时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引擎。在制度设计层面，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始终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工作方法，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然而，在实践场域中，一个普遍且棘手的困境逐渐浮出水面：尽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触角日益延伸，但群众参与的实际深度与广度却未能与制度预期同步增长，呈现出一种“组织在场、群众缺席”或“形式参与、实质疏离”的悖论状态。这种群众参与不足的现象，并非简单的“不配合”或“冷漠”，而是一系列深层结构性矛盾的复合表征。对这些表征进行精准剖析，是破解治理内卷化、提升党建引领效能的逻辑起点。本文拟从制度实践与个体行动的双重维度，系统梳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群众参与不足的典型问题表征。

二、制度语境下的参与表征：从“主动融入”到“被动卷入”

在党建引领的制度框架下，群众参与的第一个表征体现为参与动力的“他主性”与“仪式化”。基层治理中的诸多议事平台，如“居民议事会”、“党群联席会”、“网格议事厅”等，其设立初衷是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些平台往往呈现出强烈的“任务导向”与“考核驱动”。议题设置多由上级或社区党组织主导，聚焦于政策传达、任务分解或行政指令的落实，而群众真正关切的日常琐事、公共资源分配矛盾或邻里纠纷，反而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表达渠道。群众参与因而演变为一种“被邀请”的出席，甚至是对既定议程的“鼓掌通过”。这种参与缺乏内在的利益关联与主体意识，导致群众在参与过程中呈现出“肉身在场、精神离线”的状态，对讨论内容漠不关心，仅将其视为一种应付差事的“社区义务”。参与结果的高度同质化与预期可预测性，进一步消解了群众持续参与的动力，使制度化的参与平台走向形式主义的内卷。

此外，参与过程的“精英俘获”与“话语屏蔽”也是重要表征。在党建引领的治理场域中，虽然名义上对所有居民开放，但参与门槛实际上并不平等。拥有体制内身份、较高文化程度、较好表达能力的退休干部、党员骨干或社区积极分子，往往占据了议事席位的多数，并主导了议程走向。他们的诉求与视角，未必能代表社区内更广泛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低龄就业群体、全职主妇等“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群体或因时间精力不足，或因表达能力欠缺，或因对程序规则的生疏，在参与过程中极易被边缘化。他们的真实声音在精英话语的掩盖下被无声消解，导致治理决策在民意的盲区中运行。这种“代表上的偏差”使得党建引领下的治理行动，虽然程序上合法，却在实质上偏离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加剧了普通群众的疏离感。

三、过程与结果的脱嵌：参与效能的“否决”与“悬置”

群众参与不足的第二个关键表征，在于参与行为与治理效能之间的断裂，即“参与闭环”的缺失。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群众参与往往停留在“意见收集”的初级阶段，缺乏对意见处理过程、决策依据、最终结果以及对结果进行反馈的“闭环机制”。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在穿越繁复的行政层级与部门壁垒后，常常石沉大海，或得到的回复是“已上报、待研究、需协调”等托辞。群众看不到自己的参与对社区公共空间、物业服务、治安环境或资源分配产生了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种“只问不答、只收不办”的参与体验，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形成一种“说了也白说”的消极预期。当参与成为一种无效的“投票”行为，群众自然倾向于选择“用脚投票”，即不参与、不关心、不配合。参与效能的低下，是导致群众从“想参与”转向“不愿参与”的直接心理动因。

进一步看，负面反馈机制与问责机制的缺位加剧了这种脱嵌。在现有治理体系中，基层党组织和行政组织对群众参与的回应，往往缺乏刚性的约束力。即使群众参与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或合理的修正方案，决策主体仍可能基于上级压力、既得利益或路径依赖，继续推行原有方案。群众缺乏有效的渠道对决策进行监督、质询甚至否决。当参与无法对权力运行形成有效制衡，而仅仅是作为“证明程序合法”的装饰品时，群众会敏锐地察觉到自身参与的工具化。这种认知一旦形成，不仅会抑制当下的参与热情，更会侵蚀基层党组织长期积累的公信力。群众参与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参与无效性”的理性回应与本能防御。

四、个体行动中的表征：从“原子化”到“情感耗竭”

从社会心理与个体行动的微观视角观察，群众参与不足还表现为社会联结的原子化与集体行动逻辑的缺失。在快速城镇化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信任网络与互助规范受到冲击，现代社区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与流动性。居民之间缺乏深层的情感纽带与共同记忆，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动员，虽然依托党员双报到、楼门长等制度，但在面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子化个体时，动员成本极高。群众倾向于将个人生活领域与公共治理领域严格区隔，认为社区事务是“政府的事”、“居委会的事”，与自己无关。这种去政治化、去公共化的生活态度，构成了群众参与不足的深厚社会基础。即使党组织提供了参与渠道，孤立的个体也缺乏结成集体行动、共同争取利益的意愿与能力。

此外，参与过程中的情感耗竭与信任赤字也不容忽视。基层治理往往直面利益冲突与资源短缺，如垃圾分类、停车位管理、电动车充电桩安装、老旧小区改造等。这些议题高度敏感，极易引发对立情绪。一些群众在参与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辩论、反复的扯皮甚至人身攻击，却迟迟看不到问题解决，反而耗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这种“身心俱疲”的参与体验，使得许多群众对公共参与产生强烈的厌倦与逃避心态。更严重的是，当治理主体未能有效化解矛盾，甚至因处置不当引发次生风险时，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信任就会下降。信任是参与的前提，信任赤字一旦形成，哪怕后续制度设计得再完善，群众也会基于“被欺骗”的先验判断而选择不参与。这种情感上的伤疤，比制度上的缺陷更难修复。

五、结语：从“参与密度”走向“参与深度”

综上所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群众参与不足的问题，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制度设计的形式化、参与过程的精英化、效能反馈的断裂化以及个体社会心理的原子化、情感耗竭共同作用下的复合表征。这些表征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参与陷阱”。破解之道，不在于简单增加“开会”的次数或考核台账的厚度，而在于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换：从追求“参与的数量与密度”转向提升“参与的质量与深度”。具体而言，需要重塑议题设置机制，让群众的真实关切成为治理的起点；完善意见吸纳与反馈闭环，确保每一次参与都能产生可见的价值；降低参与门槛，主动赋能弱势群体，让不同阶层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修复社会信任，通过一次次真诚的沟通与有效的行动，重新点燃群众对公共生活的热情。唯有如此，党建引领才能真正穿透行政化、形式化的表层，扎根于群众的心坎里，实现从“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历史性转变，让基层治理焕发真正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