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有煤炭企业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其安全生产不仅关乎企业经济效益，更直接影响矿工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大局。当前，随着煤炭行业智能化转型与安全监管趋严，企业普遍强调技术投入与制度完善，但对“人”的隐性风险——安全思想松懈、心理疲劳、责任意识淡化等问题，尚未形成有效的深层干预机制。政工队伍作为企业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力量，理论上承担着矫正安全认知、凝聚安全共识、化解人为因素隐患的独特职能。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政工工作与安全生产之间的“两张皮”现象依然突出，功能定位模糊、介入路径单一、实效评估缺失等问题制约其应有作用的发挥。本文旨在系统审视政工队伍在煤炭企业安全生产中的功能定位与现实困境，探索内在优化逻辑，为提升企业安全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一、政工队伍在安全生产中的核心功能定位

政工队伍的功能不能简单等同于“宣传员”或“安全口号传达者”，而应立足于安全管理体系中“软约束”与“硬制度”的衔接点。从学术视角审视，其功能至少涵盖三个层面。第一，思想引导与风险感知功能。通过常态化安全宣讲、违章案例警示教育、主题党日安全专题研讨等方式，将“安全第一”的观念内化为矿工的价值信仰，使其在面对生产压力时仍能主动识别隐患、抵制违章冒险。第二，心理疏导与行为韧性构建功能。井下作业环境封闭、工作强度大、长期倒班极易引发职业倦怠与焦虑情绪，政工人员通过谈心谈话、心理建档、家庭慰问等手段，及时消解人的不安全心理状态，阻断因情绪失控导致的操作失误链条。第三，文化渗透与团队目标整合功能。通过组织安全劳动竞赛、亲情助安活动、安全荣誉表彰等文化载体，将安全绩效考核与经济利益、职业发展挂钩，推动安全生产从“监管对象”向“集体责任”转化，形成自下而上的安全自驱力。

二、现实审视：功能发挥的脱节与弱化

尽管政工队伍理论上具备上述优势，但在当前多数国有煤炭企业的安全管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存在清晰的“结构性赤字”。具体表现为三个典型问题。首先，职能边界模糊导致“错位”与“缺位”并存。部分企业将政工人员视为安全部门的“附庸”，安排其承担过多非核心行政事务（如台账填写、会议组织、迎检接待），使其无暇深入一线开展实质性的心理评估或思想调研；另有企业则完全忽视政工在安全预控中的作用，将其工作内容窄化为安全事故发生后的“思想整顿”或“帽子问责”，沦为事后补救的工具。其次，专业能力与安全业务脱节。政工干部多出身党建或管理专业，对采掘工艺、机电运输、瓦斯防治等核心安全技术缺乏系统认知，难以在生产现场发现人的不安全行为背后的真实动因（如劳动强度与人员匹配失衡、设备操作培训流于形式等），导致其与一线矿工的对话停留在“讲道理”层面，无法形成可操作的安全改进建议。再次，效果评价机制缺失造成“虚化”循环。企业通常将产量、事故率等显性指标作为安全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而政工工作的成效（如员工安全态度转变、风险沟通效率提升等）缺乏量化工具与观测数据，长期游离于管理闭环之外。这种“做多做少一个样”的局面导致政工队伍自身也缺乏内生动力，工作日渐形式化。

三、困境成因：制度惯性、角色张力与资源错配

政工功能弱化的背后，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制度惯性看，煤炭企业长期奉行“技术优先、制度兜底”的安全管理范式，对“人”的因素关注停留在操作规范培训层级，忽视了意识形态与心理动因对安全行为的底层驱动作用。传统安全考核体系中的“事件导向”（即只关注已发生事故）进一步压缩了政工队伍的预防性介入空间。从角色张力看，政工人员往往同时承担党群工作、维稳职责与部分行政职能，“既是管理者又是教育者”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向矿工做安全思想工作时容易陷入信任困境——矿工可能将政工谈话视为“告密”或“找茬”，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从资源错配看，多数企业对政工人员的培训投入远低于安全技术人员，缺乏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因工程等交叉知识赋能，导致其工作方法陈旧（仍以读文件、开大会为主），无法应对青年矿工群体“数字原住民”式的新沟通习惯。此外，井下生产一线政工岗位的职级晋升空间有限，优秀人才流失严重，进一步削弱了队伍的稳定性和持续作用力。

四、优化路径：从“边缘补位”走向“系统嵌入”

破除当前困局，需要从理念、制度、能力三个维度推动政工队伍从安全生产体系中的“辅助角色”向“核心功能单元”转变。其一，构建“党建+安全”的深度耦合机制。在企业管理层面，应将政工部门的心理疏导、思想排查工作量化为“安全健康指数”并纳入月度安全动态分析报告；在区队层面，推行“政工协管员”制度，由经过认证的政工人员与安全技术人员共同参与班前会的事故预想、风险辨识环节，实现安全思想教育对生产计划的前置介入。其二，推动政工人员“懂业务、能对话”。建立安全业务知识轮训与煤矿井下现场跟班制度，要求政工新任干部必须通过基础采掘工艺与安全规程考核；同时鼓励政工人员参与安全生产课题研究（如违章行为心理归因分析、班组安全氛围量表开发），用研究思维替代口号模式。其三，创新工作载体与评价体系。开发移动端安全心理测评小程序，结合员工日常出勤、违章记录、情绪波动数据，构建人因风险预警模型，使政工干预有了实时数据支撑；将违章行为“再犯率”、隐患主动报告率、安全建议采纳率等纳入对政工协作团队的考核指标，倒逼工作效能从“做了多少”向“改变了什么”转型。

结语

国有煤炭企业安全生产治理正从“机械化防事故”向“人本化抗风险”跃升，政工队伍的功能重构恰是这一跃升的关键支点。本文的现实审视揭示了当前职能虚化、能力错配与评价缺失的深层症结，但更应看到：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根除人的不确定性，而政工工作若能从“事后灭火”真正转向“事前塑形”，则有望成为破解“人为因素”难题的独特钥匙。未来的治本之道，在于让政工队伍深度嵌入安全管理链条，以专业化的思想引领与心理赋能，与制度规章、技术设施共同构成企业安全生产的三重屏障。唯有如此，煤矿安全关口才能真正前移，人本管理的价值才能从口号变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