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乡村一线的战斗堡垒，其群众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落地实效。群众组织力，即党组织动员、凝聚、服务、引领群众的能力，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关键驱动力。然而，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利益格局的多元分化以及治理任务的日益繁重，部分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面临着沟通失灵、动员乏力、信任短缺等现实困境。如何系统梳理这些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已成为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现实审视：群众组织力弱化的多重难点
（一）组织架构与治理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仍沿用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与乡村治理扁平化、网络化的实际需求存在矛盾。村级党组织在行政任务下沉的过程中，往往以“行政命令”替代“群众工作”，导致组织行为的“行政化”倾向日益明显。这种结构性错位表现为：一是信息传导层级过多，上级政策意图与群众真实诉求之间存在“过滤效应”，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狭窄；二是组织资源向内聚集，对外辐射不足，许多基层党组织将大量精力用于应对上级考核和台账整理，用于主动联系群众、解决群众具体困难的时间和人力严重不足。
（二）利益分化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动员困境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农村社会成员依据职业、收入、社会资本等因素分化为多个利益群体。如村内农业经营大户、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青年、留守老人妇女等群体，各自诉求差异显著。面对这种高度异质化的群众基础，传统的“一刀切”式动员策略难以奏效。部分党员干部缺乏精准识别利益契合点的能力，无法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的动员方案。同时，青壮年长期外流导致村庄“空心化”，留守群体参与公共事务意愿不强，使基层党组织在组织集体行动时面临“引不来、聚不拢、议不成”的困局。
（三）服务供给与群众期盼之间的效能落差
群众组织力的核心在于服务力。调研发现，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服务供给上存在“供需错配”问题。一方面，服务内容滞后于群众需求升级，许多村务服务仍停留在传统民政代办、政策宣传层面，对于村民在产业发展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渠道对接、数字技能培训、子女教育帮扶等方面的现代需求回应不足。另一方面，服务方式较为粗放，缺乏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治理手段，基层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流于形式，“入户走访”多停留于表格填写和政策宣讲，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这种效能落差直接导致了群众对党组织的依赖感和归属感减弱。
（四）内生动力与外在资源之间的协同脱节
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高度依赖内外资源的整合。但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习惯于“等靠要”上级资源，缺乏挖掘和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的意识与能力。村集体经济薄弱是普遍性问题，许多村“两委”连维持正常运转都困难，更谈不上为村民提供普惠性公共服务或开展公益性活动。与此同时，外部输入的项目、资金、人才与本地乡土社会网络之间存在张力，如外来产业项目难以落地、驻村工作队与当地党组织协同不足等，造成资源浪费和治理内卷化。这种内外协同的脱节，从根本上削弱了基层党组织凝聚群众的物质基础。
二、根源剖析：组织力弱化的深层逻辑
上述困境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制度层面看，乡村治理中的权责配置不够匹配，村级组织承担了大量行政职能，但对应的议事决策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有限，导致群众认为“村干部只会填表”，工作绩效难以转化为群众认可。从主体层面看，部分基层干部能力素质与新时代要求仍有差距，存在“本领恐慌”，特别是面对网络舆情引导、产业规划、矛盾调解等复杂事务时，缺乏有效的群众工作技巧。从文化层面看，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规则逐渐瓦解，而现代契约精神和公共理性尚未完全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基础面临挑战。从技术层面看，数字治理手段应用不充分，难以实现对村庄舆情、群众诉求的实时监测与精准回应，造成信息不对称和管理滞后。
三、优化思路：从“管理”到“治理”的系统再造
（一）推进组织形态扁平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工作网络
提升群众组织力，首先要打破传统体制的内卷化困境。应积极推行“网格化+党小组”模式，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自然村、村民小组、产业链和网格单元，实现精细化管理。同时，充分利用微信、政务APP等数字化工具，建立线上议事厅、问题反馈直通车，让群众“足不出户”也能参与村务。线下则要严格落实党员干部包片联户制度，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问需”。通过组织形态的柔性化、网络化改造，消除结构性信息壁垒，增强党组织的渗透力和回应性。
（二）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动员方式的精准化转型
针对群众利益分化问题，基层党组织应学会运用“利益杠杆”进行动员。一方面，发挥好集体经济组织的纽带作用，通过股份合作、利润分红、劳务用工等方式，将村民个体利益与集体发展捆绑，激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策略：对种植大户，可提供技术培训、销售对接等精准服务；对外出务工人员，要通过建立流动党员服务站、远程信访等平台维持联系；对留守人员，则要重点提供关爱帮扶及文化娱乐服务。只有让群众真正看到组织带来的实惠，动员才能从“要我参与”变为“我要参与”。
（三）升级服务供给体系，以“服务力”支撑“组织力”
基层党组织必须确立“服务引领治理”的工作理念。一是深化“需求导向”服务改革，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民情大走访，建立群众需求清单及服务进度台账，推行“点单-派单-评单”闭环服务模式。二是拓展服务内容，围绕产业发展嫁接金融、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围绕民生改善提供养老、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三是引入社会力量，通过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与社工机构、志愿者队伍、乡贤组织等协同合作，弥补村级组织服务资源不足的短板。服务的精准化与高效化，直接转化为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四）激发内生发展动能，构建内外资源整合的治理平台
摆脱“资源依赖”陷阱的关键在于培育村庄自身“造血”功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资源发包、物业租赁、合作经营等多种路径，盘活闲置资产。另一方面，要建立村党组织与驻村帮扶力量、返乡创业人才、合作组织等的协同机制，构建“外部资源+本地运营”的共建共享平台。同时，积极发挥村规民约的柔性约束作用，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骨干力量，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只有内外兼修，才能为组织力的持续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社会资本支撑。
结语
乡村振兴，组织是核心。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绝非单点突破能够实现，而是一场涉及组织架构、工作理念、服务方式、资源整合的系统性变革。当前，既要正视基层面临的现实困境，也要充分挖掘其在治理创新中的巨大潜能。通过精准的机制优化与持续的实践探索，将组织覆盖与作用发挥相统一，将政治引领与服务群众相结合，真正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群众“有事找得到、说话有人听、困难有人帮”的坚固堡垒。唯有如此，才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