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化纵深推进与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的共同作用下，当代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多元态势。不同文化体系、代际观念与意识形态在信息平台上交织碰撞，既丰富了文化产品的精神表达，也对其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出了新挑战。文化产品作为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其思政育人功能不再是一种单向的“感召”与“灌输”，而必须在多元价值的对话与博弈中重新定位。审视当前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的发挥现状，厘清其内在张力与深层困境，对于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文化感染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价值离散：多元冲击下思政功能的结构性困境

文化产品的思政育人功能，本质上是将主流价值观念融入叙事、符号与审美体验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受众的思想认知与价值取向。然而，在多元价值冲击下，这一功能面临显著的结构性困境。一方面，文化生产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价值离散”现象。在资本逻辑与流量导向的驱动下，部分文化产品过度追求娱乐化、感官化，有意规避或淡化价值表达，导致其精神内核空心化。即便主流价值意图得到显性呈现，也常常因叙事生硬、与受众生活经验脱节而沦为“贴标签”式的口号，难以形成真正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另一方面，多元价值的并存使得受众的价值坐标系变得复杂而碎片化。同一文化产品往往面临来自不同圈层、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多元解读。受众不再被动接受编码者预设的“主导性意义”，而是依据自身的价值立场进行选择性解读甚至对抗性解读。这种意义的多元流变，客观上消解了思政育人功能的确定性与穿透力。文化产品越是在形式上追求“兼容并包”，其价值聚焦就越容易被稀释，最终落入“看似什么都说，实则什么都没说”的叙述困境。

三、传受断裂：从“单向输送”到“意义共构”的转化难题

传统思政育人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价值传导，文化产品作为工具载体服务于既定的教育目标。但在受众主体意识觉醒、话语权力分散的当下，这一模式遭遇深刻冲击。年轻一代受众，尤其是“Z世代”群体，对文化产品中的价值灌输保持高度警惕，甚至产生逆反心理。他们更倾向于在文化消费中寻求自我投射、情感宣泄与身份建构，而非被动接受某种预设的“正确答案”。这意味着，思政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从“单向输送”范式转换至“意义共构”范式。

然而，现实中的文化产品创作与传播往往未能完成这一范式跃迁。不少作品仍然套用“好人好事+价值拔高”的传统叙事模板，将教育功能简单等同于正面案例的堆砌。这种模式在信息相对封闭、价值共识较高的时期具有一定效能，但在多元开放的数字时代，其说服力显著下降。受众不仅不买账，甚至会产生“教育焦虑”或“意义疲劳”。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生产逻辑与受众的真实精神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错位，导致思政功能沦为一种形式上的自说自话，难以进入受众的意义世界。

四、隐与显的辩证：隐性融入与显性表达的策略失衡

面对多元价值的挑战，学界与实践界普遍认识到，思政育人需要从“硬植入”转向“软影响”，强调将价值观念隐性融入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与审美基调之中。然而，在具体实践中，隐性融入与显性表达之间的张力并未得到妥善解决。部分创作者从“过度说教”的极端走向了“过度隐蔽”的另一极端，在追求艺术性与商业性的过程中刻意回避价值表达，致使文化产品缺乏精神的“锚点”，沦为单纯的形式游戏或情感消费品。

另有一些作品则在显隐之间摇摆不定，前半部分以生活化、戏剧化的方式吸引受众，却在结尾处强行嵌入一段“点题式”的价值宣言，造成叙事节奏与价值表达的断裂。这种策略上的失衡，根源在于对受众接受心理的误判：真正有效的思政育人，不是让价值“消失”，而是让价值“生长”在故事的血肉之中。它应当像盐溶于水，虽无形却能改变水的滋味，而非将盐粒直接撒在观众口中。这要求创作者在深刻理解受众精神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表达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

五、从“教育产品”到“生活文本”：思政育人功能发挥的生态重构

破解上述困境，根本出路在于重构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发挥的整体生态。首先，文化产品的生产逻辑应当从“作为工具的教育产品”升级为“作为精神对话的生活文本”。这意味着创作者需要走出精英主义的单边预设，将触角深入受众的真实生活场景与情感褶皱之中，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命题。只有当文化产品成为受众日常生活的“镜像”与“延伸”，其对受众的价值观影响才可能是深层次且持久的。

其次，传播与接受环节的互动机制亟待完善。数字技术提供了实现“意义共构”的天然土壤。通过弹幕、评论区、二次创作等参与式文化实践，受众的解读与反馈可以即时汇入文化产品的意义生产之中。教育者与传播者应善用这一机制，将思政育人从“一次性完成”的线性过程，转化为开放式、迭代式的对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流价值的引导功能不是削弱，而是以更灵活、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实现——它不再强求“标准答案”，而是致力于提供有价值的价值坐标系，助力受众在多元选择中形成独立而负责任的判断力。

最后，制度设计与评价体系也应随之调整。当前对文化产品思政功能的评价，往往停留在是否出现“正能量关键词”或是否获得官方表彰等表层指标上，缺乏对实际育人效果的深入追踪。建立以受众价值认知变化、情感卷入程度、行为倾向改善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从“形式达标”走向“实质生效”的必要前提。

六、结语

多元价值冲击不是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发挥的障碍，而是其实现范式升级的历史契机。当旧有的“灌输-接受”模式被打破，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对话与意义共构才得以展开。文化产品作为承载时代精神与人文温度的重要媒介，其思政育人功能的提升，有赖于创作者、传播者、教育者与受众之间形成更具深度与温度的互动关系。唯有在尊重多元、拥抱差异的前提下，不断探索价值表达的审美化、生活化与对话化路径，文化产品的思政育人功能才能在时代的激流中真正立得住、融得进、传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