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重大突发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还是社会安全事件——往往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与秩序混乱。与此同时，事件引发的恐慌、焦虑、无助乃至愤怒等负面情绪，会迅速在个体与群体间蔓延，形成继发性心理危机，甚至放大次生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因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末端嵌入性与组织动员的灵活性，在应对此类事件时不仅承担着物资调配、信息传递、秩序维护等“硬任务”，更在情绪疏导、价值引领、社会凝聚等“软治理”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情绪管理——即对个体及群体情绪的识别、引导、调节与重塑——已成为基层党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实现有效治理的核心功能之一。本文旨在系统阐释这一功能的内涵、作用机制及实践路径，为提升基层治理韧性与应急响应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一、情绪管理何以成为基层党组织的关键治理工具

重大突发事件的首要冲击并非物质层面，而是心理层面。当既有生活秩序被打断、安全感骤降，公众会陷入高度应激状态，认知能力下降，信任系统面临崩溃。这种情绪危机若得不到及时干预，极易引发非理性行为（如抢购、逃离、谣言扩散）乃至群体性事件。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天然具备近距离感知群众情绪变化的组织优势。与专业心理救援机构相比，基层党员干部熟悉社区民情、掌握人际信任网络，能够以更低的沟通成本实现情绪“在场”。“情绪管理”在此语境下并非简单的心理安抚，而是通过情感沟通、价值共鸣、制度回应，帮助群众重建对现实秩序的认知与对未来的信心。它构成基层治理中“情感治理”维度的核心，将抽象的政治引领转化为可感的人际关怀。

二、基层党组织情绪管理的四大核心功能

（一）情绪疏导：化解恐慌与焦虑的“减压阀”

在突发事件初期，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导致恐慌快速蔓延。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立党员包户、网格化排查、上门宣讲等机制，第一时间传递权威信息、解释政策举措，有效削弱谣言滋生空间；同时，倾听群众诉求、表达共情态度，提供“被看见、被关心”的情感安全感。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党组织通过楼栋微信群、电话回访、心理援助热线等方式，针对隔离人员、病患家属、老年群体等易感人群开展定向情绪疏导，避免焦虑积累为对抗。这种疏导不是单向的“说服”，而是基于信任的双向互动，其本质是帮助个体将无序的情绪体验整合到可理解的叙事框架之中。

（二）组织动员：从“情绪耗竭”转向“集体行动”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使群众陷入无力感，而集体的团结行动则是对抗无力感的最有效方式。基层党组织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志愿者服务队、邻里互助组等组织形态，将零散的个体重新嵌入集体网络。当群众看到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冲锋在前，其恐惧感会被“同舟共济”的归属感所替代；当个体被赋予具体任务（如分发物资、协助核酸检测），其负向情绪便转化为行动效能。组织动员的过程正是情绪管理的升华：将弥漫的负面情绪“盘活”为积极行动的情感资源，使基层社会从碎片化的受害者状态重构为协同的应对共同体。

（三）文化建构：重塑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

突发事件带来的创伤记忆如果缺乏整合，容易形成长期心理阴影甚至社会疏离。基层党组织借助仪式感活动（如哀悼活动、表彰先进、纪实展览）、故事化传播（讲述凡人善举、书写“抗疫日记”）以及典型树立（表彰优秀党员、群众模范），对事件进行意义赋予。这些举措在无形中建构了一种集体记忆——不是单纯的“创伤记录”，而是“战胜困难的共同体叙事”。群众的情绪由此从“为什么是我们”的抱怨，转向“我们如何一起渡过”的自豪，进而强化对党组织乃至国家制度的认同。这种情感认同在后续的应急动员中会转化为高度配合与信任资本，形成良性循环。

（四）社会整合：弥合情绪冲突与维护稳定

突发事件中常伴随利益分配不均、权力行使失范等次生矛盾，这些矛盾极易触发愤怒、敌对等破坏性情绪，撕裂社区关系。基层党组织通过及时介入调解、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启动“阳光公开”程序，将矛盾双方的激烈情绪引导至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比如，在自然灾害后的救灾物资分配争议中，村党支部组织村民代表共同监督、公平分派，并用党的信用背书化解不信任；在封控区的生活保障纠纷中，党员干部直接上门倾听“委屈”，将情绪转化为具体诉求，逐项解决。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不压制情绪，而是以民主协商与程序正义为情绪“降温”，维护基层社会的整体团结。

三、功能实现的机制优势与实践逻辑

基层党组织之所以能够有效履行情绪管理功能，依赖于三重机制。其一，组织嵌入性。党员分布在各网格、各楼栋、各组，形成全覆盖的“情感探头”，能第一时间发现情绪异常并及时上报干预。其二，信任资本。日常的群众工作积累的“熟人效应”，使群众在危机中更愿意向党员干部敞开心扉，接受引导。这种信任是任何专业机构无法短期建立的。其三，价值引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了道德合法性，使得基层干部的情绪劝说不是技术性安抚，而是蕴含着“我们是一家人”的价值共鸣。实践中，有效的情绪管理往往不是“技术方案”的机械执行，而是“走心”的交流——深夜为隔离老人送药、耐心解答退休职工的顾虑、陪护病逝家属办理后事，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恰恰是情绪管理最真实的载体。

四、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然而，在实践中，部分基层党组织仍存在情绪管理意识不足、能力欠缺等问题。例如，将群众情绪视为“不稳定因素”而简单压制，或采用“填鸭式”宣传引发逆反心理；又如，基层干部自身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却缺乏支持，导致情绪耗竭。对此，优化路径应包括：一是将情绪管理纳入应急培训体系，帮助基层干部掌握识别心理危机、共情沟通、群体心理干预等基础技能；二是建立基层干部心理支持系统，设立专门的心理疏导资源，避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不可持续；三是完善多元协同机制，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社工等力量与党组织形成互补。此外，数字化工具（如舆情监测系统、线上谈心平台）的应用，可提升情绪管理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结语

重大突发事件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极端考验，而在种种考验中，“人心”是最关键也最脆弱的一环。基层党组织在情绪管理中的功能，绝非应急状态下的临时补充，而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应有之义。它揭示了政治运作中情感逻辑的重要性：有效的治理不仅是资源的科学配置，更是人心的温暖安抚与共同体意识的激发。当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能成为危难中的“情感堡垒”，社会的韧性就有了最坚实的底色。未来，应进一步挖掘情绪管理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智慧，将这一功能从“经验探索”提升为“制度安排”，使其在更广泛的突发事件应对中发挥稳定器与粘合剂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