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要求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矛盾调解与秩序维护中实现高效协同。工会作为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长期承担着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础职能，但其在社区、园区、楼宇等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潜能尚未被充分挖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就业形态的碎片化，基层治理面临横向资源分散、纵向权威下沉乏力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工会建设为支点，通过组织化链接撬动多元主体协同，实现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成为亟须解答的理论与现实命题。

一、基层治理协同的结构性困境与工会的定位优势

当前基层治理的“碎片化”突出表现在：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疲于应付上级考核，社会组织参与深度不足，企业等市场主体与公共治理体系脱节，尤其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如网约工、外卖骑手）因组织化程度低而长期游离于治理网络之外。这种结构性断裂使得治理资源难以精准匹配需求，矛盾累积于基层却缺乏有效疏导机制。

工会在此类困境中具备独特的制度优势。其一，工会覆盖广泛，从传统国有企业到新兴平台企业均有延伸可能，能够充当劳动者群体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制度化通道；其二，工会兼具“利益代表”与“秩序维护”双重功能，在劳动争议调解、集体协商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其三，工会的属地管理原则与基层行政单元高度重合，便于与街道、社区形成常态化联动机制。因此，工会建设不仅是劳动关系领域的“减压阀”，更是基层治理网络中的“连接器”。

二、工会嵌入基层协同治理的实践维度

（一）组织覆盖的“最后一公里”突破

传统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模式难以覆盖大量中小微企业及灵活就业者。近年来，各地推行的“小三级”工会（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楼宇）有效弥补了这一空白。例如，深圳部分工业园区组建的“楼宇联合工会”，将零散分布于同一栋写字楼内的初创企业职工吸纳进来，通过定期议事会与物业、街道共同解决下班后停车难、活动空间不足等公共事务。此类实践证明，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心下沉，能够直接切入治理末梢，将原本分散的原子化个体重新组织为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治理单元。

（二）资源整合与公共服务递送

工会掌握着职工互助保障、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困难帮扶等专项资源，这些资源在基层治理中往往被视作“缝隙填补”。上海杨浦区“工会+社区”模式便是一个典型：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工会服务站，整合心理咨询、免费体检、假期托管等项目，既缓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增强了职工对社区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工会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可同步收集职工诉求，形成与社区居民需求数据的交叉比对，为精准治理提供决策支撑。

（三）矛盾预防与多元解纷机制

劳动关系冲突常因缺乏早期预警而导致激化，进而影响社区稳定。工会介入基层矛盾调解的优势在于：其具有“亲近职工”的群众属性，容易取得劳方信任，同时又能通过行业性集体协商协调劳方与资本方的关系。杭州构建的“工会+法院+人社+司法”四方联动机制，将工会会员维权服务直接嵌入劳动争议仲裁前的调解环节，使80%以上的简易劳动争议在社区层面化解，大幅降低了信访压力。这种将矛盾吸附于基层、解决于基层的机制，本质上是对治理协同能力的深化。

三、协同强化的关键制约因素分析

尽管如此，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仍面临显性障碍。第一，部分基层工会组织存在“形式化”隐患：活动内容与职工实际需求脱节，忙于完成上级指标而无暇关注社区治理事务，导致其协同功能虚化。第二，工会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特别是针对劳动争议调解、社会心理疏导、公共项目策划等复合技能的训练不足。第三，基层治理中的主体边界模糊，工会在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等机构合作时，缺乏清晰的权利义务清单和监督评价机制，容易导致推诿扯皮或资源重复配置。

四、推动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协同增效的路径

（一）优化组织形态，实现“整体嵌入”

应打破单向的垂直管理思维，允许基层工会根据不同治理场景灵活调整结构。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组建“改造项目工会”，吸纳施工人员、业主代表与社区干部共同议事；在商圈治理中构建“商户联合工会”，统一处理店外摆摊、垃圾清运等跨商户协调问题。这种弹性化组织设计能够降低工会与治理场景的匹配成本，实现从“被要求参与”到“主动设计参与”的转变。

（二）强化数字赋能，构建协同信息平台

利用大数据和移动应用建设“智慧工会”系统，使之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对接。职工对工单的诉求（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不足）可直接转化为网格事件，由工会与街道、劳动监察部门协同处理。同时，平台应开放数据接口，允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主体获取脱敏后的职工需求趋势，推动治理决策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三）完善协同规则，建立标准化运作流程

厘清工会与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企业三者间的权责边界，探索制定《社区工会参与基层协同治理工作指引》，明确工会在矛盾调解、应急响应、需求调查等环节的标准动作与评价标准。建议试点“工会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交叉任职”，即社区工会主席兼任社工组织负责人，从而在组织层面打通群体需求与专业服务的对接通道。

（四）培育公共精神，激发治理主体的内生动力

工会应超越单纯的利益维护者角色，通过对职工开展“社区公民意识”教育，引导其将个人权益诉求与社区公共福祉相连接。比如，组织职工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监督、独居老人关爱等公共事务，在服务过程中增强对治理共同体的认同感。当职工从“被治理者”转变为“主动治理者”时，工会建设的价值才能真正从劳动领域溢出到社会领域。

结语

工会建设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本质上是一场以“组织化”重构公共参与秩序的制度创新。其核心不在于将工会简单纳入现有行政体系，而在于通过工会特有的群众性、服务性与资源枢纽功能，激活基层治理中沉睡的碎片化力量。当工会的“职工之家”延伸为“社区大家”，当集体协商的逻辑转化为社区共治的规则，基层治理便能从政府单轮驱动的“火车头模式”转变为多轮驱动的“动车组模式”。这既是工会改革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微观实践路径。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关注不同阶层职工的差异化需求组合，以及工会与其他治理主体在信任培育与权力分享上更为细致的制度设计，由此方能实现协同效应的可持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