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文化人是社区治理实现从“刚性管控”向“柔性浸润”转型的关键机制。当前,社区场域中的文化教化功能面临供需错位、载体同质、参与被动及效能内卷等多重困境,制约了文化治理的深层效用。本文旨在系统审视以文化人功能的内在机理与现实瓶颈,并从内容供给、场景再造、主体激活与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提出优化思路,以期为新时代社区治理中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转化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社区治理;以文化人;文化治理;功能优化;路径创新
一、引言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在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下,社区治理多依赖制度规范与资源调配,虽在短期内可见成效,却难以触及居民深层价值认同的建构。而“以文化人”作为一种柔性治理策略,强调通过文化浸润、价值引导与符号互动,将公共精神、道德规范与社区认同内化为居民的自觉行动。这一功能的有效发挥,是社区治理从“管人”走向“化人”、从“他律”转向“自律”的关键跃迁。然而,在实践层面,以文化人功能往往流于形式化的文艺活动或单向度的宣传教育,其深层教化与凝聚作用未能充分彰显。因此,系统反思其功能实现的障碍,并探寻可操作的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二、以文化人与社区治理的耦合逻辑:功能定位再审视
以文化人的本质在于通过文化符号、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的传播与内化,实现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塑造与群体关系的整合。在社区治理语境中,这一功能首先体现为“价值锚定”——通过社区共同历史记忆、道德叙事与榜样文化的传递,为多元异质的居民群体提供共享的意义框架,从而降低因价值分歧引发的交往成本。其次,以文化人发挥“关系黏合”作用,邻里节庆、公共艺术、集体仪式等文化实践,能够在日常互动之外开辟情感交流的通道,促进社会资本的生产与积累。再者,文化教化还承载着“行为规训”的隐性功能,当垃圾分类、文明养宠、公共空间维护等规范被嵌入社区公约、文艺展演或口碑传播之中,居民对规则的遵从便从“被迫服从”升华为“文化自觉”。可以说,以文化人并非社区治理的装饰性点缀,而是实现治理目标的一种基础性、长效性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将外部治理要求转化为内部文化动力。
三、现实瓶颈:当前以文化人功能发挥的结构性困境
尽管以文化人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但在具体实践中,其功能实现仍面临显著的结构性障碍。
其一,文化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双重错位”。一方面,供给内容偏重宏大叙事与政策宣讲,缺少对社区微故事、居民生活美学的挖掘与转化,导致文化产品“高悬云端”却“不接地气”;另一方面,供给方式以单向输送为主,居民鲜有机会参与文化内容的共创与表达,这种“我播你看”的模式难以引发深层共鸣与情感投入。
其二,载体形式固着于“老三样”——宣传栏、文艺演出与节日活动,同质化严重且场景单一。当文化活动沦为“规定动作”而缺乏新鲜感与沉浸感时,其对居民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必然衰减。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传统载体的触及率与转化率持续走低,以文化人的功能半径被大大压缩。
其三,居民的主体性参与不足,多数文化项目呈现“社区忙策划、骨干当主角、群众当观众”的格局。缺乏内生动力与自主组织的文化实践,难以形成持续的文化活力与自我更新能力,一旦外部资源撤出,活动便难以为继,造成“热闹一阵风、过后一场空”的效能内卷。
其四,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缺失。当前对于以文化人功能的评价多停留在“办了多少场活动”“来了多少人”等数量指标上,而对其在价值认同、行为改变、关系改善等方面的深层效果缺乏有效的测量与追踪,导致优化方向模糊,资源投放缺乏精准依据。
四、优化路径:多维协同的系统性策略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内容、场景、主体与制度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以文化人功能发挥的完整闭环。
(一)内容优化:在地化叙事与分层化供给 文化内容要回归社区生活本身,推动“宏大主题”与“微观叙事”的有机融合。应深度挖掘社区历史、人物故事、公共记忆与日常美学,将其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传的文化产品,如口述史纪录片、社区志、居民摄影展、楼道微展览等,使文化从“远方的文本”变为“身边的故事”。同时,针对不同年龄、兴趣与文化背景的居民群体,实施分层化供给:面向长者注重传统技艺传承与怀旧情感寄托,面向中青年聚焦生活美学、亲子共育与社区营造,面向青少年突出自然探索、艺术启蒙与公民教育,实现文化供给与多元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场景再造:沉浸式空间与日常化渗透 突破传统场所的物理限制,将文化功能嵌入社区生活的毛细血管。一方面,打造“微文化场景”,如楼道美术馆、街角阅读角、社区声音地图、口袋花园中的文化铭牌等,使居民在日常行走、休憩、等候时能够无意识地接受文化浸润,降低参与门槛。另一方面,推动文化活动的日常化与仪式感并重,以“节气生活节”“周末邻里市集”“老物件漂流展”等形式,将文化实践编织进社区的时间节律,形成可预期的文化节奏与集体记忆锚点。此外,借助数字孪生、AR互动等技术,在虚拟社区中营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拓展以文化人的时空边界。
(三)主体激活:从“被教化者”到“共创者”的转化 以文化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居民的自我教化与相互教化。因此,必须改变“社区主导、居民被动”的格局,转向“政府搭台、居民唱戏、社会协同”的共创模式。具体路径包括:培育社区文化骨干与草根领袖,通过小项目资助、技能培训与荣誉赋予,激发其策划与组织文化活动的内生动力;搭建居民创意孵化平台,鼓励居民自主提出文化提案并参与实施,使文化生产成为一个开放的、涌现的过程;建立社区文化时间银行与积分回馈机制,让居民的文化参与行为可记录、可交换、可激励,从而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文化共生生态。
(四)制度保障:评估导向与资源整合机制 优化以文化人功能,离不开制度的刚性支撑。首先,改革效果评价体系,引入参与式评估与叙事评估方法,将居民的文化获得感、认同提升度、行为改变率等质性指标纳入考核框架,以结果倒逼过程优化。其次,建立跨部门资源整合机制,统筹宣传、文化、民政、教育等条线资源,避免文化项目碎片化与重复建设,形成“一盘棋”的文化治理格局。再次,探索文化治理的经费保障长效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基金、企业赞助与居民众筹相结合的方式,为以文化人功能的持续运行提供稳定的资源池。最后,完善社区文化人才培养与认证体系,为文化治理的专业化与可持续性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五、结语
以文化人功能的优化,本质上是对社区治理逻辑的一次深层校正——从追求短期可见的“治理效果”转向涵养持久绵长的“治理生态”。当文化不再是治理的工具,而成为治理本身的语言与方式,社区的凝聚力、韧性与活力便会在日常的浸润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保持足够的耐心与文化自觉,不贪大求全、不急于求成,而是沉入社区肌理,倾听居民的声音,激活文化的内生力量。唯有如此,以文化人才能真正从一种理想愿景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治理现实,为构建更有温度、更有品质的社区生活提供持久的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