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经历从“管理”向“治理”的深刻转型，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对象复杂化、治理环境动态化等特征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靠行政指令或技术手段已难以有效回应基层社会的多样化诉求，亟需探索更具整体性、协调性的治理模式。政工研究作为党的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结晶，强调思想引领、组织动员与制度耦合，对于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资源分散、参与不足等协同难题具有独特的理论资源与实践价值。本文拟从政工研究视域出发，系统阐释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照。

一、政工理论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关联

政工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组织与个体、上层与基层、目标与行动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逻辑与基层治理协同的本质高度契合——后者追求的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目标引导下，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行动协调而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从耦合机制看，政工理论为基层治理协同提供了三重支撑：其一，价值共识的凝聚作用。政工工作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政策宣讲与典型引导，能够将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统合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框架中，减少因价值观分歧导致的协同障碍。其二，组织网络的纽带作用。政工体系依托基层党组织、群团组织与群众工作网络，天然嵌入基层社会结构之中，能够有效串联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居民等多元节点，降低协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其三，制度弹性的缓冲作用。政工方法注重“柔性治理”，强调沟通、协商与情感治理，有助于化解协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张力，避免刚性制度碰撞带来的治理失灵。因此，政工研究不是基层治理协同的“附属品”，而是其底层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当前基层治理协同面临的主要困境

尽管政工理论与基层治理协同具有天然亲和性，但在现实运作中，协同效能的释放仍面临多重梗阻。第一，主体协同的碎片化困境。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与权责不清并存，导致“九龙治水”现象频发。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向上负责”而非“横向联动”，协同意愿不足；同时，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渠道狭窄、制度化程度低，难以形成持久合力。第二，资源协同的孤岛效应。信息系统中数据壁垒森严，不同条线平台互不兼容，社区治理中的“表海”“会海”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财政、人力等资源配置条块分割，资源共享机制匮乏，造成“上面拨钱、下面缺钱”“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的怪圈。第三，机制协同的弹性不足。现有协同多依赖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或领导批示推动，缺乏常态化、规范化的制度设计。考核评价体系偏重“痕迹管理”与单项指标，对协同绩效的测度模糊，难以激励长期协作行为。第四，文化协同的深层滞碍。基层社会信任资本薄弱，部分群众对公共事务冷淡或心存戒备，政工工作在传播主流价值时存在“悬浮”现象，未能有效转化为协同行动的文化动力。这些困境表明，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不能仅靠技术赋能或行政命令，而需要政工研究提供更深层的价值整合与制度设计思路。

三、政工视域下强化基层治理协同的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四条路径，旨在通过政工研究的理论工具和实务经验，推动基层治理协同从“形式化”走向“效能化”。

（一）以政治引领重塑协同共识

协同的前提是共识，共识的根基在政治方向。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将“党建引领”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治理协同机制。例如，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集辖区内各单位党组织共商治理难题，以党建纽带牵引行政、社会、市场等主体协同行动；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开展常态化政策解读与价值对话，将国家治理目标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知、可参与的公共议题，使协同从“要我干”变为“我要干”。

（二）以组织动员优化协同网络

政工工作历来重视组织网络的覆盖性与渗透性。应借鉴“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经验，将党组织和服务资源下沉至网格、楼栋、院落，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协同组织架构。具体而言，可推广“网格化+政工员”模式，在每个网格配备专职或兼职政工联络员，负责信息采集、矛盾调解与需求对接，打通协同的“最后一米”。同时，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第三部门”，通过政工教育提升其公共意识与协作能力，使之成为协同治理的稳定支点。

（三）以制度创新保障协同持续

协同不能仅靠热情或偶发因素，必须有制度化的合作规则。政工研究应推动建立多维协同制度体系：一是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各主体在协同中的角色边界与协作流程，避免越位与缺位；二是信息共享制度，打破条线数据壁垒，建立统一的基础治理信息平台，并配套隐私保护与安全使用规则；三是绩效评价制度，引入协同效能指标（如跨部门协作次数、资源整合率、群众满意度等），与干部考核、财政拨款挂钩；四是纠纷调处制度，依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联动，为协同过程中的冲突提供制度化出口。

（四）以文化涵养夯实协同根基

协同的深层动力来源于信任。政工工作应注重培育“互信互助、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文化。可通过社区公约、诚信档案、好家风评选等活动，弘扬利他精神与公共责任；利用新媒体讲好协同治理的典型故事，增强群众对集体行动的正向感知；同时，加强基层干部的人文素养与沟通能力培训，以真诚服务赢得群众信任，使协同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模式。

四、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更离不开政治逻辑的统合。政工研究以其独特的价值视野与组织智慧，为破解协同困境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工具。从凝聚共识到优化网络，从制度创新到文化涵养，政工要素与治理协同的结合点正在不断拓展。未来，应进一步在学科交叉与实务创新中深化对“政治—治理”互构规律的认知，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付”向“主动协同”迈进，最终实现治理效能与群众获得感的双提升。唯有如此，基层治理现代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也才能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发挥其压舱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