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的提升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变量是“规矩意识”。所谓规矩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公序良俗等行为规范的内心认同与自觉遵循。它既非强制性的外在约束，亦非虚无的道德说教，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行为准则。现阶段，部分基层治理实践中出现的“治理失灵”现象，往往并非制度供给不足，而是规则执行过程中的软化与偏离。从这一视角出发，深入探讨规矩意识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中的功能作用，对于理解治理逻辑、优化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规矩意识的内涵界定与治理价值

理解规矩意识，首先需明确其层次结构。第一层是法律底线意识，即对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刚性规范的敬畏与遵守，这是基层治理不可逾越的红线。第二层是政策规则意识，包括地方性规章、社区公约、村规民约等具体治理规则的遵循，这类规则往往更贴近基层实际，灵活但同样具有约束力。第三层是道德伦理意识，涉及诚信、公平、互助等社会价值共识，虽无强制力，却在无形中塑造着治理环境的软实力。

在治理视域下，规矩意识的功能定位绝非简单的服从性要求。它充当着制度与行为之间的“转换器”：若无规矩意识的支撑，再精密的制度设计也会沦为纸上谈兵。例如，一项针对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政策规定，若村干部与村民普遍缺乏规矩意识，就极易出现违规占用、变通执行等问题，导致治理目标落空。反之，当规矩意识成为基层社会共享的“心理契约”时，治理成本将大幅降低——因为很多矛盾可以在规则框架内自行消解，不必事事依靠行政干预。因此，规矩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软治理资源”，它通过提升规则的内化率来增强治理的刚性与弹性。

二、规矩意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逻辑进路

规矩意识从多个维度作用于治理效能，其内在机理可概括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降低交易成本，优化治理效率。基层治理中大量的工作涉及协商、调解与执行。若各方均秉持规矩意识，则对规则的预期趋于一致，沟通成本显著下降。例如，在调解邻里纠纷时，如果当事双方认同“先讲规则、后讲人情”的次序，调解员便可直接依据村规民约进行裁决，而不必耗费大量时间反复劝说。这种以规则为基点的快速共识机制，能够有效缩短治理链条，提升响应速度。

第二，强化行为预期，稳定治理秩序。规矩意识的形成使各方行为变得可预测。基层干部清楚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群众也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边界。稳定的预期减少了随机博弈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治理环境的常态化。比如，在社区垃圾分类推行中，居民如果形成了“定时定点投放”的规矩习惯，就不再需要专人监督；如果缺乏这种意识，频繁的违规与执法冲突反而会破坏社区信任。

第三，夯实合法性基础，增强治理公信。治理效能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结果，更取决于过程是否公正、透明。规矩意识要求治理主体在行使权力时严格遵守程序规则，杜绝“特事特办”式的随意性操作。当基层干部带头按规矩办事，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时，对治理系统的认同感与配合度会显著提高。这种公信力的积累能产生“溢出效应”——即使在政策暂时无法满足所有诉求时，群众也倾向于信任并接受现有规则。

第四，激活自治内驱力，再造治理主体性。基层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而善治离不开公众参与。规矩意识培育了一种“规则共同体”的意识：每个人既是规则的遵守者，也是规则的维护者。在这种氛围下，群众更愿意参与村（居）务监督、民主协商等自治活动，形成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我管理的良性互动。例如，一些地区推行的“积分制”管理，表面上是激励机制，实质是通过量化规则引导居民形成自觉的行为习惯，从而让基层治理从“他律”转向“自律”。

三、当前基层治理中规矩意识薄弱的症候分析

尽管规矩意识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仍存在诸多瓶颈。首先，部分基层干部的规矩意识存在“双重标准”倾向——对群众讲规矩，对自己却讲“灵活”。这种上行下效的负面示范，极易瓦解整个治理场的规则权威。其次，传统人情社会的惯性依然强大，尤其在熟人社区中，“情大于理”的观念使正式规则被边缘化，导致“潜规则”横行，使治理陷入“有法不依、有规难行”的困境。再次，规则的制定与传播存在偏差：有些村规民约内容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或者宣传形式单一、群众知晓率低，使得规矩意识失去了落地载体。最后，监督与问责机制的不健全，让违反规矩的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形成“破窗效应”——一次违规未被惩戒，便引发更多人的效仿，最终侵蚀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

四、强化规矩意识以提升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

从应然到实然，需要系统性的路径设计。第一，必须从“关键少数”抓起，强化基层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应将规矩意识纳入干部培训和考核体系，要求其在决策、执法和服务中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同时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对破坏规则的行为“零容忍”，通过典型个案警示形成震慑效应。

第二，推动规则的精细化与可执行化。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软性规范不应流于口号，而应像法律条文一样具备清晰的权责边界、明确的奖惩标准。例如，可以借鉴“清单式”治理模式，将垃圾分类、停车管理、邻里互助等事项量化为积分项目，使规则的执行有据可依、有迹可循。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如社区管理APP、微信小程序）实现规则宣传的常态化与交互性，提升群众的规则知晓率。

第三，实施规矩意识的教育浸润工程。基层治理中的规矩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持续的文化培育。可通过“法律进社区”、“道德讲堂”、案例警示教育等渠道，将抽象的法理转化为生活化的故事。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规则意识的养成。此外，发挥乡贤、党员、网格员等群体在规则传播中的纽带作用，构建“邻里规劝”的非正式监督机制。

第四，完善规则运行的反馈与纠偏机制。让规矩意识具有生命力，必须确保规则本身是“活”的。应建立定期的规则评估与更新机制，根据治理实践反馈及时调整不合时宜的条文；同时畅通群众参与规则修改的渠道（如村民议事会、居民听证会），增强规则的认同感与适应性。此外，强化结果公示与奖惩兑现，让遵守规则者“尝到甜头”、违反规则者“付出代价”，从而在正反激励中固化规矩意识。

结语

规矩意识看似是一种无形的文化现象，实则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的运行质量和可持续性。它既非单纯的道德呼吁，也非严苛的纪律约束，而是在制度理性与人性温度之间寻求平衡的治理支点。回顾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却能保持基本秩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约、宗规等非正式规则的渗透内化；放眼当下，现代基层治理更需要将这种规矩意识进行制度化转化，使其成为连接国家治理与群众自治的动态桥梁。唯有当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基层治理的效能才能真正实现从“被动式管理”向“自觉性善治”的跃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重视并培育规矩意识，正是为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注入最持久、最稳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