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国家大力推进制造强国战略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工匠精神已从职业伦理层面的个体修养上升为国家人才战略的关键要素。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为未来产业大军铸魂塑形的重要使命。将工匠精神有机融入思政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增强其岗位认同感与使命感的现实路径。然而，审视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运行状态，工匠精神的培育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若干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并非简单的“重视不够”或“方法不当”，而是涉及认知逻辑、课程机制、实践场域与制度环境等多维度的系统性问题。厘清这些问题表征，是推进工匠精神有效融入思政教育的认识前提。

一、认知表征：工匠精神内涵的窄化与泛化并存

当前高职院校对工匠精神的认知普遍存在两种极端倾向。其一为窄化倾向，即将工匠精神简单地等同于“技艺精湛”“操作熟练”，视其为纯粹的技术范畴，由此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切断，致使工匠精神沦为专业实训课的附属话题，思政课堂对其不闻不问。其二为泛化倾向，脱离工匠精神生成的技术基础与产业语境，将其抽象为“敬业”“专注”“创新”等一般性道德口号，甚至将其等同于传统工匠伦理的简单复制，未能结合现代产业文明与职业伦理的演进特征进行时代性阐释。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导致工匠精神的培育在思政教育中或是被技术化消解，或是被道德化悬置，始终难以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张力的教学内容。

二、课程表征：思政课程与工匠精神的“两张皮”现象

从课程实施层面来看，思政课程与工匠精神培育之间普遍存在“两张皮”的结构性脱节。一方面，思政课教学内容以政策理论、法律道德、理想信念等宏观板块为主线，工匠精神作为细分的职业伦理内容，在有限的课时里很难获得独立而深入的展开，往往以“案例点缀”的形式被一笔带过，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撑与逻辑衔接。另一方面，专业课程虽承担着技能传授的任务，但教师普遍缺乏将工匠精神由技术操作层面提升至价值认同层面的意识与能力，更遑论将其与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有机整合。结果是，学生可能在实训课上听教师提及“要认真细致”，又在思政课上听到“要爱岗敬业”，但两套话语各说各话，彼此隔绝，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工匠精神的培育因此陷入“有说教无理论、有案例无体系、有要求无意义”的悬浮状态。

三、实践表征：培育路径的模拟化与生活世界的疏离

工匠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在实践中生成、在情境中内化的职业德性，而非单纯的知识传授所能达成。然而，当前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在工匠精神培育的实践路径上，呈现出明显的模拟化倾向。校内实训基地、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虽提供了技能操作的场景，但这些实践多为去情景化、去社会关系的技术演练，难以让学生真正感受真实劳动环境中的责任张力、质量压力与协作伦理。此外，校企合作在思政育人层面的功能挖掘严重不足。企业实习更多被当作“岗位适应”的技术训练环节，而非职业价值观孵化的社会场域。学生缺乏在与真实产品、真实用户、真实质量标准打交道的过程中体悟工匠精神的深度体验。这种实践路径的“真空”状态，使得工匠精神的培育在本质上沦为一种修辞活动，难以真正内化为学生的职业信念与行为准则。

四、主体表征：师生双重视域下的角色困境

教师与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双主体，其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角色困境同样值得关注。从教师层面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多具有哲学、法学或历史学的学科背景，对现代产业分工、技术伦理与工匠文化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概念层面，缺乏行业企业的真实浸润。而专业课教师虽具备技术专长，却缺少将技术伦理与职业价值进行教学化转化的能力。教师群体在学科壁垒上的分化，使得工匠精神的跨学科培育缺乏合格的实施载体。从学生层面看，高职学生群体普遍存在学习动机功利化、职业认知模糊化的问题。部分学生对“工匠”身份存在隐性偏见，将其与“流水线”“体力劳动”画等号，缺乏对技术人格与职业尊严的自觉认同。这种自我认同的偏离，直接削弱了其对工匠精神教育内容的情感接纳度与价值认同度。

五、制度表征：评价机制与保障体系的系统性缺位

制度层面是上述诸多问题得以滋生的深层土壤。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工匠精神培育的困境，在根本上与评价机制和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缺位密切相关。一方面，现有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偏重于知识掌握与技能考核，对职业伦理、价值认同、劳动态度等“软素养”的评价缺乏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工匠精神的培育效果难以被测量，自然也就难以被重视。另一方面，教师发展与激励机制中缺乏对工匠精神育人能力的导向性设计，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既无动力也无压力去主动提升相关教学能力。同时，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工匠精神培育层面缺乏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的制度安排，企业参与职业价值教育的意愿和能力均显不足。制度的缺位使得工匠精神培育长期停留在个别教师的自觉探索层面，无法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育人生态。

结语

工匠精神的培育绝非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附加任务，而是其回应时代需求、重塑自身育人逻辑的核心命题。从认知的窄化与泛化，到课程的机械拼接，再到实践的虚拟化与制度的空心化，当前的问题表征揭示了工匠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并非一条坦途。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职业教育体系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层张力，以及传统学科分工对跨界育人逻辑的刚性约束。破解之道在于：重建工匠精神的认知框架，将其从技术话语与道德话语的双重遮蔽中解放出来，确立为兼具产业文明根基与价值教育功能的独立范畴；推动思政课程、专业课程与劳动实践的多维整合，构建一体化的育人路径；完善教师的跨界能力培训机制；建立体现职业伦理发展水平的多元评价体系。唯有从系统层面回应这些表征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工匠精神才能真正从教育话语中的“高频词汇”变为高职学生职业生命中的“深层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