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多元利益诉求的交织与冲突，亟需引入更广泛的参与主体。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会员——这一庞大的职工群体——不仅是被动的管理对象，更应是基层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如何重新审视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发掘其制度潜能，并克服现实中存在的障碍，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多重功能，剖析其发挥作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一、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重塑

长期以来，工会组织主要被定位于维护职工劳动权益、调节劳动关系，其会员在基层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相对边缘化。然而，随着单位制社会的解体和社区治理的兴起，职工群体的生活场域与工作场域日益交叉，职工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其利益诉求和社会关系已远超职场边界。在这一背景下，工会会员作为兼具职业身份与社区成员双重属性的群体，天然具备参与基层治理的潜力。他们既是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又是社区生活的居民，能够将职场中的组织纪律、集体协商经验以及对人本需求的敏感度带入社区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工会组织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成熟的信息传递渠道以及长期积累的群众工作方法，这为会员以组织化方式嵌入基层治理提供了独特优势。因此，工会会员的角色应当从单纯的“劳权代表者”拓展为“基层治理参与者”，在社区协商、矛盾调解、公共服务监督等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工会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核心功能分析

（一）利益协调与矛盾化解功能

基层社会矛盾中，大量涉及劳资关系、劳动报酬、工伤认定、职业安全等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工会会员因身处一线，能够第一时间感知矛盾的苗头，并且由于工会依法享有集体协商、法律援助等权利，他们可以借助组织力量将零散的不满转化为有序的诉求表达。在实践中，许多社区工会联合会吸纳了不同企业的会员代表，这些人成为邻里纠纷中“懂法律、有威信、会调解”的关键角色。他们既熟悉职工群体的心理预期，又通晓劳动法规与社区公约，能够有效搭建沟通桥梁，避免矛盾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此外，工会会员还可在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厅等平台中，对涉及职工利益的小区物业、外来务工子女入学等公共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协商”的转变。

（二）民主参与与协商共治功能

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共治”，而共治的基础是广泛的民主参与。工会会员通过加入社区工会、职工代表会议等渠道，能够将职工群体的意愿系统性地导入社区决策过程。例如，在制定社区停车管理规则、设置便民服务点、规划社区文体设施等公共事务中，工会会员可以发挥其组织化表达的优势，避免“多数人沉默、少数人决定”的治理失灵。同时，工会会员的参与有助于打破社区中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隔阂——产业工人、出租车司机、快递员、家政服务员等新兴就业群体往往缺少话语权，而工会会员身份为其提供了制度化的发声通道。这种基于职业共同体的参与模式，能够有效增强社区的包容性与决策的合法性。

（三）服务职工与凝聚共识功能

工会会员不仅是治理参与者，也是服务的提供者。在基层，工会会员可以依托“职工之家”“爱心驿站”等阵地，为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帮扶、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从而将工会的关爱延伸至社区最后一公里。这种服务功能能够显著提升职工对社区和工会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催生更强的责任意识。当会员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区环境整治、平安巡逻、疫情防控等公益性事务时，他们实际上也在履行一种“软治理”职责——通过身体力行凝聚社区共识，培养互助共济的公共精神。这种情感联结比行政命令更持久，也更能激发居民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

（四）监督反馈与政策传导功能

基层治理政策的落地效果往往因信息不对称而大打折扣。工会会员因其组织网络覆盖广泛，能够成为政策传导的“末梢神经”和监督的“前哨”。一方面，工会可以通过会员将国家劳动保护、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等政策精准传递到每个职工家庭；另一方面，会员可以将基层执行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政策空转等问题及时向上反映，推动治理闭环的形成。例如，在社区养老服务、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中，工会会员对工程进度、资金使用、服务质量的监督，能够有效遏制微腐败和资源浪费。这种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使得治理决策更贴近实际，也增强了基层政权与群众之间的互信。

三、工会会员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

尽管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多重潜力，但当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仍面临不少障碍。首先，角色认知存在错位。部分基层干部仍将工会视为“福利发放”或“文体活动”的承办者，忽视了其在治理中的政治功能；而部分会员自身也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认为“治理是政府的事”，参与热情不足。其次，制度供给相对滞后。虽然《工会法》明确了工会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的职责，但在社区层面如何具体落实会员的议事权、监督权、建议权，尚缺乏细化的操作规范和程序保障，导致“有参与之名、无参与之实”。再次，组织能力有待提升。许多基层工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人员配备薄弱、资源有限，难以承担起组织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重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流动性大、劳动关系灵活，更是增加了工会覆盖的难度。此外，数字化工具的利用不充分，使得会员参与往往局限于线下会议等传统形式，无法灵活适应职工工作生活节奏的快节奏特点。

四、强化工会会员基层治理功能的路径优化

针对上述困境，推动工会会员深度融入基层治理，需要从制度、组织、能力、技术四个维度协同发力。第一，完善制度设计，明确工会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法定权利与程序。应在地方性法规或社区治理规范中，将工会会员代表纳入社区协商、民主评议、项目监督等环节的固定席位，并建立工会与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的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第二，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尤其是向非公企业、小微企业、新就业形态群体延伸。可通过联合工会、行业工会、区域性工会等灵活形式，实现应建尽建，并配强专兼职工会干部，确保有机构、有经费、有人员组织会员参与治理。第三，提升工会会员的治理能力。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协商技巧、矛盾调解、新媒体运用等专项培训，培育一批职工代表骨干，使之成为基层治理的“种子选手”。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将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时长和成效纳入评优评先、积分兑换、优先享受公共服务等范畴，激活内生动力。第四，运用数字化平台赋能。开发工会会员参与社区事务的移动端小程序，实现议事投票、意见征集、志愿服务、问题反馈的线上化、即时化，降低参与门槛，提高响应效率。通过大数据分析会员诉求的热点与痛点，为精准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结语

工会会员作为联结职工个体与社会整体的重要节点，在基层治理中应当扮演更积极、更专业的角色。从利益协调到民主参与，从服务供给到监督反馈，其功能纵向贯穿决策、执行与评价全链条，横向涵盖经济、社会与文化多重领域。然而，将潜在功能转化为现实效能，离不开制度环境的优化、组织体系的扎实以及会员自身能动性的激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新审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让工会会员这支力量在基层这片最广阔、最复杂的治理场域中真正活跃起来。唯有如此，基层治理才能既具有行政效率，又不失社会温度，也才能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注入最深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