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理论阐释的深刻性与系统性，更深系于教育方式能否触及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与日常实践。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范式多以显性的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为主导，其优势在于目标明确、逻辑清晰，但亦容易陷入“教条化”“说教化”的困境，导致受教育者产生认知疏离与情感排斥。正是在此背景下，“文化育人”作为一种柔性的、濡化的教育理念进入学界视野，并迅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核心命题之一。文化育人，绝非简单地将文化元素“嫁接”至思政教育之中，而是要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寻找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同构点，使教育过程从“外在灌输”转化为“内在生成”。本文拟从功能作用与效能体现两个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育人机制展开系统剖析，以期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提质增效提供理论参照。

一、文化育人的功能作用：从濡化到内化的深层机制

文化育人的功能，首先表现为一种“濡化”效应。濡化（enculturation）是人类学概念，指个体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无意识地习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思维模式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下，文化育人的首要功能便是通过符号、仪式、故事、艺术等文化载体，将抽象的政治理念与道德规范“具象化”“生活化”，使受教育者在日常的文化浸润中自然接受主流价值的熏陶。例如，红色文化中的革命遗址、英模事迹、经典文艺作品，其教育力量不在于理论论证的严密，而在于情感共鸣的强烈。当受教育者走进纪念馆、聆听英雄故事、传唱红色歌曲时，一种超越概念推演的历史感与崇高感油然而生，这便是文化濡化所产生的“不言而教”之功。

文化育人的第二重功能在于“价值定向”。任何文化体系内部都蕴藏着特定的价值坐标与伦理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深层的契合关系。通过文化教育，这些价值观得以以一种“非强加”的方式进入学生的认知结构，成为其判断是非、选择行为的内在尺度。相比于直接的价值宣讲，文化中的价值承载更为含蓄、厚重，因而也更具持久性与稳定性。

第三，文化育人具备显著的情感涵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以理服人”，更需要“以情动人”。文化产品（文学、影视、戏剧、音乐等）天然具有情感唤起与情感升华的能力。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可以激发爱国热情，一首动人的歌曲可以凝聚集体记忆，一场感人的情景剧可以唤醒道德良知。情感在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化中扮演着关键的“催化剂”角色。文化育人正是通过触发积极的情感体验，使受教育者从“知道什么是对”走向“愿意去做对的事”，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第四，文化育人的功能还体现为行为规约的隐性化。文化传统中沉淀着大量不成文的“习惯法”，如礼俗、家风、校训、行业规范等，它们以非制度化的方式约束和引导个体行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这些文化资源，实际上是在硬性的纪律规范之外建立了一种“软约束”。比如，通过弘扬“诚实守信”的商帮文化来培育职业道德，通过传播“孝亲敬长”的家庭文化来涵养家庭美德，这些文化规约机制往往比惩戒性制度更具内生性，因为个体的行为选择不再出于对外部惩罚的恐惧，而是出于对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维护。

二、文化育人的效能体现：从认知到认同的现实转化

如果说功能作用回答的是“文化何以育人”的学理问题，那么效能体现则聚焦于“文化育人实效如何”的实证追问。效能，是功能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实际显现。文化育人的效能，首先体现为受教育者认知图式的深层重构。传统灌输式教育往往停留在知识叠加层面，而文化育人则通过故事化、情境化、体验化的方式，帮助受教育者建立起“价值—情感—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一种立体化的认知结构。例如，一名学生从了解“长征”的历史事实，到观看《长征》影视剧产生情感震撼，再到参与“重走长征路”实践活动获得身体体验，其认知图式便经历了从“知道”到“感动”再到“体认”的质变。这种由文化体验触发的认知重构，远比单纯的知识记忆更为持久和深刻。

其次，文化育人的效能体现在道德自觉的人格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道德理论的背诵者”，而是培养“道德实践的自觉者”。文化育人通过树立榜样、讲述故事、营造氛围，将抽象的“德性”转化为可感、可学、可效仿的“人格”。当一种文化价值被反复叙事、被仪式化展演、被社群推崇，它便逐渐内化为个体的人格特质。例如，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持续发挥教育作用，正是因为其已经超越具体的人物与事迹，升华为一种“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文化符号，嵌入了一代代人的道德人格之中。文化育人的最高效能，便在于“化”人成“文”——使人成为文化的承载者与践行者，从而真正实现人格的升华。

第三，文化育人产生了显著的群体凝聚与精神共鸣效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面向个体，更面向集体与社会。文化具有天然的整合功能，能够建立起群体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在学校场域中，通过开展经典诵读、传统文化节、红色研学等文化活动，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增多，集体归属感增强。在更宏观的层面，文化育人有助于构建“文化共同体”，使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共享的文化符号与价值观念中找到“我们”的认同。这种因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社会整合力量，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社会团结与稳定大局的重要体现。

第四，文化育人的效能还表现为文化自信的主体确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使命之一是培养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新人。所谓文化自信，不仅是在认知层面“知道”本国文化的优秀，更是在情感与行为层面“认同”并“践行”这种文化。当受教育者通过文化学习与实践，能够自觉运用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价值体系来理解世界、表达自我、规划人生时，文化自信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实的主体状态。文化育人正是通过不断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弘扬革命文化基因、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魅力，帮助受教育者建立起“以文化为根”的自我确证。这种因文化自觉而生的自信，是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最深层体现。

三、提升文化育人效能的实践进路

功能的充分发挥与效能的有效实现，依赖于科学合理的实践路径。当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育人的实效性，需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推动话语转换，实现文化表达的“接地气”。理论话语与文化话语之间存在区隔，思想政治教育要善用文化语言来“翻译”政治理念，让深奥的理论穿上文化的“外衣”。其二，注重资源整合，构建多维立体的文化育人体系。要打破课堂、校园、社会之间的壁垒，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衔接，形成“课内课外联动、线上线下协同”的育人格局。其三，强化场域再造，营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环境。通过建设文化景观、创设仪式情境、开展实践活动，使受教育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力量，促进认知与情感的深度融合。其四，完善制度保障，建立文化育人的长效机制。要将文化育人纳入课程评价、教师考核、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使其从“自发的尝试”上升为“自觉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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