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价值观绝非悬浮于社会之上的抽象教条，而是深深嵌入特定文化脉络中的意义体系。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若要真正发挥凝聚共识、引领行为的作用，就不能仅仅依靠制度规约与理论宣导，而必须借助文化这一最为持久、最为深沉的教化力量。“以文化人”四字，凝练地表达了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塑造与提升的根本方式——它不是强制性的灌输，而是通过符号、仪式、叙事、艺术等文化形式，在潜移默化中润泽人心、转化气质。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正处于从“广泛知晓”迈向“深度认同”与“自觉践行”的关键阶段，厘清“以文化人”在其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关乎培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文化传承：价值认同的历史根基

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根本原因在于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与民族的文化基因存在深层的契合关系。“以文化人”的首要功能，正是通过文化传承来建立价值认同的历史纵深。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其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高度呼应。当个体通过经典阅读、历史叙事、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等文化形式接触到这些精神遗产时，便会在文化血脉的共鸣中自然生发出对核心价值的亲近感与归属感。这种基于文化记忆的价值认同，比单纯的理论认知更为牢固，因为它接通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使个体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自身价值立场的“根”与“源”。

从教育实践来看，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核心价值观培育，已经显现出显著的“以文化人”效应。例如，通过《论语》《孟子》等经典的当代阐释，使“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德目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形成互文；借助传统节日的仪式化场景，让家国情怀、敬老孝亲等价值在生活化的文化实践中得到自然传递。文化传承所提供的不是干瘪的知识点，而是一整套具有情感温度和意义深度的价值符号系统，它让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文化土壤中获得了生长的原生力量。

二、文化浸润：价值自觉的心理机制

如果说文化传承解决的是价值认同的“根基”问题，那么文化浸润则关注价值内化的“机制”问题。“以文化人”区别于其他教化方式的关键，在于其作用的“润物细无声”特征。文化浸润的力量在于，它不依赖直接的说理与命令，而是通过营造特定的文化氛围、建构意义充盈的符号环境，使置身其中的个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价值观念的熏染。这种过程类似于社会学所说的“濡化”——个体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反复接触到的文化符号、行为规范与价值暗示，逐步将外在的价值体系转化为自身的认知框架与行为准则。

从心理机制层面分析，文化浸润之所以能够有效促进价值观的内化，主要依托三条路径。其一，是情感唤醒机制。优秀的文学、影视、音乐等文化作品能够唤起个体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当这种情感与特定的价值理念绑定在一起时，价值记忆便获得了强烈的情感锚点，变得更加持久和深刻。其二，是榜样示范机制。文化叙事中塑造的英雄模范、道德典范，通过具体可感的人格化形象，为抽象的价值观提供了生动的行为模板，降低了价值认知的抽象性与距离感。其三，是群体暗示机制。在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当某种价值取向成为多数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时，个体会在从众心理与社会认同需求的驱动下，自觉调整自身的价值立场。文化浸润正是通过这些心理通道，将核心价值观从外部的“应然”要求，逐步转化为个体内在的“实然”自觉。

三、文化实践：价值践行的社会场域

价值观的培育不能止于认知层面的认同与心理层面的内化，最终必须指向现实生活中的自觉践行。而“以文化人”恰恰为价值践行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场域与实践载体。文化实践不同于简单的行为训练，它是具有意义指向与价值负载的、程序化的、可重复的社会行动，主要包括礼仪规范、公益活动、文化创作、社区共建等形式。在这些文化实践中，核心价值观不再是悬挂在墙上的标语或停留在口头的口号，而是具体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行为准则与交往伦理。

以礼仪文化为例，中华传统极为重视“礼”的教化功能。“礼者，理也”，礼仪的本质是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一套可视化的行为程序。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规范的升旗仪式、成人礼、表彰典礼等礼仪活动，爱国精神、责任意识、奉献精神等核心价值得以在庄重的仪式情境中得到强化与确认。参与者在身体力行中不仅“知”其价值，更“行”其规范，从而实现了知行合一的培育目标。此外，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文化传承项目等公益性的文化实践活动，也为个体提供了将“友善”“和谐”“公正”等价值理念付诸行动的真实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价值观获得了实践检验的机会，个体的行为反馈又反过来强化或修正其价值认知，形成一个动态循环的自我教育过程。可以说，文化实践是沟通价值认知与价值行为之间断裂的关键环节，是“以文化人”从“化心”走向“化行”的必经之路。

四、文化创新：价值引领的时代课题

任何一种有效的文化教化方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受众的文化接受习惯与心理需求也在持续演化。因此，“以文化人”要真正发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功能，就必须不断进行文化创新，以保持其吸引力、感染力与说服力。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形态，短视频、社交媒体、虚拟现实等新兴媒介成为年轻一代获取文化信息、建构价值认同的主要渠道。面对这一深刻变化，文化创新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提升“以文化人”实效性的紧迫要求。

文化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在坚守核心价值内涵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更新文化表达的形式、载体与话语方式。这意味着：第一，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用当代的审美趣味和表达习惯重新激活传统资源，让古籍里的文字、文物中的精神“活”起来；第二，要善用新兴媒介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场景，使价值传递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对话，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第三，要鼓励扎根现实的文化原创，推出一批反映时代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传递核心价值的优秀文艺作品，用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只有持续创新的文化，才能始终保持其“化人”的活力，才能在多元价值并存的当代语境中，持续发挥价值引领的主导作用。

结语

“以文化人”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教化传统，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展现出丰厚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效能。它通过文化传承筑牢价值认同的历史根基，通过文化浸润激活价值内化的心理机制，通过文化实践搭建价值践行的社会场域，通过文化创新回应价值引领的时代命题。这四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传承为浸润提供内容，浸润为实践准备主体，实践为创新积累经验，创新又反过来丰富传承的形态。由此构成的有机循环，使得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再是割裂的、单向度的知识传递，而是浸润在完整文化生态中的生命成长过程。面向未来，应当更加自觉地运用“以文化人”的规律，在文化传统的赓续与创新中，在文化场域的营造与拓展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化为行动，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标识与价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