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政策落地、矛盾化解、秩序再生产的第一现场。近年来，随着数字治理工具的普及和行政问责机制的细化，基层工作愈发依赖技术赋能与绩效管理。然而，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是：治理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人的维度却相对弱化。部分基层干部将思想教育视为“务虚”的软任务，认为只需完成规定动作即可，未能认识到思想教育在基层治理中所扮演的深层功能角色。事实上，思想教育从来不是悬浮于治理实践之上的独立系统，而是深度嵌入制度运行、组织动员与社会整合过程的关键变量。本文将思想教育置于基层治理的整体语境中加以考察，尝试阐明其功能逻辑与价值发挥路径，以期为基层治理的效能提升提供一种既具理论深度又具实践指向的分析框架。

一、共识的再生产：思想教育作为治理合法性的基础工程

任何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都不能仅依赖强制力与物质激励，还需要持续的合法性供给。葛兰西在讨论文化领导权时曾指出，统治的稳固不仅依靠支配，更依靠被统治者主动的“同意”。这一判断在基层治理中同样适用。基层政府面对的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而非抽象的治理对象。政策执行过程中，若缺乏理解与认同，即便行政指令能够暂时奏效，也会引发持续的抵触情绪和隐性抗拒，最终演化为治理成本。

思想教育的首要功能，正在于通过价值传递与意义建构，使治理权威成为被治理者“自觉接受”的东西。它不是在既有权力关系之外增加一道压制性程序，而是在日常交往与政策互动中培育一种共享的认知框架。以老旧小区改造为例，如果仅仅依靠行政动员与强制推进，居民对补偿方案的疑虑、对施工扰民的不满会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而思想教育的前置介入，则可通过居民议事会、现场宣讲、利益相关者座谈等形式，将政策逻辑转化为生活语言，使居民理解改造的长期意义。由此，抵触者转化为参与者，旁观者转化为支持者。这种由“他律”转向“自律”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治理合法性的微观再生产——每一次成功的沟通，都在为群众对治理体系的信任“充值”。

二、结构性的嵌入：思想教育在治理链条中的多维功能

将思想教育理解为单纯的“说服”，是对其功能范围的窄化。在基层治理的完整链条中，思想教育至少承担着三重结构性功能。其一，风险免疫功能。社会风险有其发展演变的周期，最初往往表现为个别化的情绪波动，若得不到及时疏导和正确诠释，便可能在传播中被放大、扭曲，最终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思想教育的意义在于，它以常态化、前置化的方式处理社会情绪的早期信号，通过事实澄清、价值引导和心理疏导，在风险尚处于“萌芽态”时加以消解，避免情绪性扩散导致的连锁反应。它不是事后灭火的工具，而是事前防疫的机制。

其二，政策动员功能。一项公共政策从出台到生效，并非自动完成的过程，它依赖于受众对政策的认知、接受与配合。思想教育在此扮演着“政策翻译者”的角色——将政策语言从冰冷的技术文本转换为可感的生活叙事。例如，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涉及复杂的产权关系与收益分配，农民最关心的不是法条本身，而是“我的地能换多少钱”“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思想教育通过具体的案例阐释和算账对比，让政策与个体的切身利益产生可感知的联结，使政策动员从抽象的号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意愿。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教育是社会政策落地的“认知基础设施”。

其三，矛盾疏导功能。基层社会并非没有冲突，关键在于冲突以何种方式被处理和表达。思想教育提供了冲突的“表达—转化”通道：它将直接的物质对抗转化为话语协商，将私人化的怨恨转化为公共议题的讨论。这并不意味着掩盖矛盾，而是为矛盾设置一套制度化的表达框架，使其不至于冲破社会治理的底线。在拆迁安置、劳资争议、物业服务等高频矛盾领域，思想教育的介入往往不是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是为各方搭建共同的认知平台，让利益博弈在事实和规则的基础上有序展开。由此，思想教育成为矛盾化解的“社会缓冲带”，在制度刚性与情感柔性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三、技术治理时代思想教育的新变与坚守

数字化正在深刻改写基层治理的面貌。“一网统管”“接诉即办”“智能网格”等工具极大提升了治理的响应速度与问题识别精度，但技术也带来一种认知幻觉：仿佛只要数据足够全、算法足够准，治理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数据能呈现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却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基于情感和价值的信任联结。网格员可以第一时间上报窨井盖损坏，却很难通过手机终端识别居民隐忍不发的心理危机；算法能够精准推送公共服务信息，却未必能化解一个因长期失业而产生认同危机的青年内心的疏离。

思想教育在此承担着技术治理所不能覆盖的“意义缝合”功能。它关注的是数据之外的“沉默叙事”——那些没有投诉记录、没有上访行为的群体，其真实态度可能是沉默的观望，而非真正的认同。必要的入户走访、面对面谈心、社群活动等传统思想教育形式，在数字时代显得更加珍贵。它们看似效率不高，却是建立情感联结的不可替代的路径。与此同时，思想教育自身也需要完成数字化转型。单纯依赖会议和文件的形式主义操作已经过时，基层实践中的“微课堂”“云端党课”“居民议事直播间”等形态，正在将思想教育的触角延伸至网络空间。关键在于，这种转变不是要放弃面对面的温度，而是要在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中，重新组织价值引导的发生方式。

四、实践进路：从单向灌输走向共建共享

思想教育要在基层治理中真正“发挥价值”，不能停留在逻辑层面的功能论证，还需落实到操作路径的再设计上。首先，思想教育应嵌入日常生活场景，而不是独立于治理体系之外的额外任务。社区食堂的饭桌讨论、文体活动的间隙交流、物业纠纷调解中的价值开导，这些看似非正式的场景，往往比正式的宣讲报告更具感染力。思想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情境的适切性——当话语从环境本身生长出来，而非从外部强加，其可信度便显著提升。

其次，教育主体应从单一走向多元。长期以来，思想教育被视为基层干部尤其是宣传干部的专职，其他治理主体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然而，社区能人、乡贤长者、退休教师、新就业群体中的意见领袖，都是天然的思想教育资源。基层治理者应当善于发现和培育这些“草根主体”，使其在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中发挥价值传导作用，形成干部引导、榜样示范、群众参与的互动态势。

再次，话语体系须完成从宏大叙事向生活叙事的转换。思想教育的表述若停留于原则性的口号，便难以触及个体的真实处境。有效的价值引导必须回应具体困惑——“我的孩子在这座城市上学，政策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退休后在社区能做什么”。只有当宏观政策与微观命运在话语中发生真实的焊接，思想教育才能由外部灌输转变为内在自觉，从而在基层治理中产生可持续的效能。

结语

思想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价值，既不能以直接的GDP贡献来衡量，也难以用绩效指标完整反映。它是一种“慢变量”——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在漫长的时间里塑造着治理的精神底座。基层治理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在社会成员内心建立起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以及对共同体的认同感。思想教育正是培育这些品质的基础性实践。在技术工具日益高效的时代，更需要思想教育提供价值的方向感，使基层治理不沦为冰冷的程序操作，而是充满人的温度、逻辑和想象力。（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