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核心在于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范式跃迁。在这一进程中，群众工作作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独特优势，其功能定位正经历着从“辅助性工具”向“结构性机制”的深刻转变。如何系统理解群众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并探索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有效发挥路径，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一、功能定位：群众工作何以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机制
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对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对社会风险进行防控的系统过程。与单纯依靠行政权力和法治手段的治理模式不同，群众工作为这一过程嵌入了三重新功能。
首先，群众工作是社会利益表达的“柔性通道”。在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利益诉求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常面临“肠梗阻”风险。群众工作通过深入基层、入户走访、协商对话等方式，能够敏锐捕捉到未被正式渠道充分吸纳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声音。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采集功能，有效弥补了科层制治理中信息失真的缺陷，为社会政策的精准制定提供了第一手依据。
其次，群众工作是社会矛盾化解的“吸附性平台”。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沟通不畅、情感对立或信任缺失。群众工作擅长运用情感沟通、道德教化、心理疏导等柔性手段，在法治框架下推动矛盾双方达成谅解与共识。它不仅着力于解决具体纠纷，更注重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重建社区内部的信任纽带。这种“治愈性”而非“压制性”的矛盾化解逻辑，有助于从根源上减少社会对抗，降低治理成本。
再次，群众工作是社会共识凝聚的“黏合剂”。现代社会治理的难点在于，个体化趋势加剧了社会离散性。群众工作通过组织动员、社区活动、典型宣传等形式，持续培育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它将分散的个体重新联结为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组织化力量，使社会治理不再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管控，而是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这种将“社会性”重新注入治理过程的功能，是维持社会长期稳定与活力的深层基础。
二、现实挑战：传统路径在复杂社会中的适应性困境
必须承认，在快速城镇化、深度信息化和高度流动化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群众工作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是群众工作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连接断裂”。传统的群众工作依赖单位制、街居制和熟人网络，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面对面的互动关系。然而，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大量人口跨区域流动，社区异质性显著增强，原有的组织网络出现覆盖盲区。群众工作者难以像过去那样熟悉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导致工作触角无法有效延伸至所有群体，特别是新业态从业者、流动人口和青年群体。
其二是工作手段与群众期待之间的“效能落差”。当前群众在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和参与公共事务方面，越来越习惯于数字化、即时化和透明化的方式。而部分地区的群众工作仍停留在“发传单、开大会、挂横幅”的初级阶段，或者简单地将线下工作模式照搬到线上，缺乏互动性和回应性。这种手段上的滞后，不仅降低了群众对工作的认同度，也削弱了群众工作本身的影响力与说服力。
其三是功能发挥与制度保障之间的“支撑失衡”。群众工作的高效运转需要有相应的资源投入、权限配置和考核机制作为支撑。但在实践中，基层群众工作往往面临“责任大、权力小、资源少”的结构性困境。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各类行政考核任务，真正用于深入群众、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被严重挤压。缺乏制度化的资源保障和激励机制，使得群众工作容易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三、优化路径：新时代群众工作功能的系统性重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理念、方法、制度和载体四个维度对群众工作进行系统性重构，使其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释放更大潜能。
（一）理念更新：从“管理视角”转向“服务视角”
群众工作的本质是“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有机统一。在新时代，必须彻底摒弃将群众视为被动管理对象的陈旧思维，转而将服务作为群众工作的基本定位。这意味着，工作重心要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工作内容要从“布置任务”转向“回应需求”。只有真正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群众工作才能获得最广泛的认同与参与。服务本身就是最好的治理，高质量的服务能够有效转化为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二）方法创新：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精准治理
数字化技术为破解群众工作的“连接断裂”问题提供了新可能。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技术工具，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群众工作体系。例如，通过建立居民数据库和需求分析模型，实现群众诉求的智能识别与分类推送；通过开发互动式政务平台，让群众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政策咨询、问题反映和意见反馈。但必须明确，技术只是手段，不能替代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数字赋能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群众工作的触达效率与回应速度，而非用冷冰冰的技术替代有温度的人文关怀。
（三）制度完善：构建规范化、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群众工作的长效发挥，离不开坚实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群众诉求的闭环处理机制，明确受理、转办、反馈、评价等各环节的时限与责任，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另一方面，要优化基层群众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降低对台账、报表等痕迹材料的过度依赖，更多引入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社会和谐度等实效性指标。此外，还应建立稳定的资源保障机制，确保基层群众工作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
（四）载体拓展：激活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的协同力量
群众工作不应只是党委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应成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大合唱”。要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社区领袖、乡贤等力量参与群众工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社区作为群众工作的基本单元，应被赋予更大的自治空间和资源调配权。通过完善居民议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民主协商平台，让群众在参与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在协商中达成公共理性。只有激活社会自身的力量，群众工作才能从“输血”走向“造血”，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
四、结语：群众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内核”
社会治理现代化绝非单纯的制度建设与技术升级，它更需要一种能够凝聚人心、激发共识的精神内核。群众工作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价值纽带——它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将群众路线转化为治理方法。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群众工作做得扎实，社会治理就充满活力、富有韧性；什么时候群众工作被虚化弱化，社会治理就容易陷入冷漠、僵化甚至对抗。
面向未来，应深刻认识到，群众工作不是社会治理的“附加项”或“点缀品”，而是其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机制。唯有在不断创新中坚持群众工作的本质精神，在回应群众期待中实现治理效能提升，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更是对未来挑战的主动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