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其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公共政策的落地质量。在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中，工会会员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其角色长期处于“在场却缺位”的尴尬状态。随着单位制社会的解体和治理重心的下移，工会会员的身份属性正在从单纯的生产者向兼具公共关怀的治理参与者转化。如何激活这一群体的协同能量，使其从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共治力量，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回应的现实命题。本文尝试从工会会员的特定视域出发，剖析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现实梗阻与强化路径，以期为构建更加富有韧性的基层协同治理网络提供学理支撑。

一、工会会员嵌入基层治理的逻辑基础与比较优势

工会会员参与基层治理并非制度设计的凭空想象，而是植根于其身份特质与组织资源的内在契合。从身份属性看，工会会员首先是职业劳动者，其工作场域与生活社区的高度重叠，使其能够敏锐感知劳动权益保障、公共空间使用、社区服务供给等治理议题中最具象的矛盾节点。这种“在地性”赋予了他们区别于一般居民的信息获取优势——他们不仅了解政策执行的表面效果，更深谙政策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张力所在。

从组织资源看，工会作为覆盖广泛的群众组织，具备成熟的科层架构和联系职工的制度通道。这一组织网络在面对基层治理碎片化困境时，能够发挥独特的整合功能。与个体化的居民参与相比，工会会员的介入带有明确的组织依托，这意味着他们的诉求表达更趋有序，建言献策更具系统性。更重要的是，工会所承载的集体协商传统与民主管理经验，为基层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提供了可迁移的技艺——如何广泛听取意见、如何平衡分歧、如何形成共识，这些长期积累的制度实践恰是基层协商民主最需要的操作资源。就此而言，工会会员绝不是基层治理的辅助性力量，而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核心协同主体。

二、协同视域下的现实梗阻：制度、能力与动力的三维审视

尽管具备参与潜能，但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效能释放仍面临多重制约。从制度维度看，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法定接口尚不清晰。现有的居民自治框架主要依托居委会组织架构运作，工会会员以何种身份、何种程序嵌入其中，缺乏明确的制度细节予以保障。在许多地区，工会与社区治理体系之间处于“各转各的调”的平行状态，即便偶有联动也多依赖个人关系或临时项目，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化通道。

从能力维度看，基层工会干部的治理素养参差不齐。多数企业工会长期专注于福利发放、文体活动等传统事务，对于公共政策分析、社区议事规则、项目化运作等现代治理技能储备不足。会员个体同样面临参与能力的分化——技术工人长于实操但怯于公共表达，管理人员善于沟通却疏于一线感知，这种能力结构的错位使得工会整体的参与质量难以提升。从动力维度看，工会会员的参与积极性面临双重耗散：一方面，部分企业主对工会参与社会治理持警惕态度，担忧资源外流或管理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工会自身在参与过程中若长期感受到“说了也白说”的制度回馈缺失，其内在热情必然逐渐冷却。协同的困境由此显现——工会会员被期待发挥桥梁作用，但桥梁两端缺乏稳固的锚点，连接自然难以持久。

三、协同强化的实践路径：组织嵌入、机制重塑与角色转型

破解上述梗阻，需要从三个向度同步发力。首先是组织嵌入的深化。应推动工会体系与基层治理网格实现结构性对接，而非停留在活动层面的蜻蜓点水。具体而言，可探索工会代表进入社区议事会、担任兼职网格员、参与物业联席会议等常态化安排，使工会的组织触角延伸至社区治理的微观场景。同时，借助工会已有的行业覆盖优势，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务派遣工等传统治理盲区中的群体纳入参与网络，从源头扩大协同治理的辐射半径。

其次是机制重塑，核心在于构建工会会员意见转化的闭环系统。社情民意的收集不应止于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而应形成“议题征集—分类研判—协商反馈—跟踪评估”的完整链条。工会应建立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定向沟通渠道，对会员反映的共性问题进行归类梳理，并以正式建议案的形式向相关治理主体提交。关键环节在于反馈的及时性与可见性——当会员发现自己的建议能够改变社区的一盏路灯、一条班线或一类保险政策时，参与的正向激励便自然形成。

再次是角色转型，要求工会组织超越传统的福利供给者定位，向治理赋能平台进化。这意味着工会不仅要组织会员“参与”，更要系统性地培育会员的参与能力。可通过开设社区治理通识课程、组织跨单位议事模拟训练、搭建会员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互访机制，将工会真正打造为提升会员公共素养的学校。与此同时，工会还应善用数字化工具，以线上议事平台、意见征集小程序等低门槛入口，降低参与成本，扩大参与的覆盖面与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会员的差异化参与偏好。

四、制度保障与生态营造：协同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协同机制的稳固运行离不开外部制度环境的滋养。地方立法层面，有必要明确工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法定地位，细化其参与社区事务的权限边界与程序规则，消除“可以参与但无权参与”的灰色地带。政府层面，则应将工会参与度纳入基层治理绩效评估的参考维度，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等财政工具，为工会参与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避免协同沦为口号式的运动。

更为深层的是治理生态的营造。工会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对劳动价值的尊重程度和对职工主体地位的认同程度。当产业工人关于社区安全的提议与专家学者的规划方案获得同等对待，当快递员的配送路线建议能够影响城市微循环的改造设计，协同治理才真正获得了超越形式主义的灵魂。这种生态的形成需要耐心——它不是一场运动可以速成的盆景，而是需要在日常治理实践中反复浇灌、持续养护的常青树。

结语

工会会员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本质上是对“谁在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治理”等根本问题的重新回答。工会会员不是基层治理的旁观者，更不是被动的配合者，而是蕴藏着巨大能动性的共建力量。通过组织嵌入的深化、协商机制的闭环运作以及角色定位的战略转型，工会会员完全有能力成为连接生产现场与生活社区、贯通职工诉求与公共决策的活性节点。当然，这一进程无法一蹴而就，它既需要工会组织自身的变革勇气，也需要制度环境的开放包容，更需要在每一次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持续积累信任与共识。唯有如此，基层治理的协同图景才能真正从理念走向现实，从蓝图变成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