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地的质量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近年来，随着治理重心下移和治理资源下沉，基层治理中“政府主导有余、社会协同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文化产品作为承载价值观念、塑造公共认同、联结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其在治理中的功能长期被低估或窄化为单纯的宣传工具。事实上，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到数字文化平台的用户参与，从地方性知识的内容生产到文化消费场景中的协商互动，文化产品正在以柔性而非强制、渗透而非命令的方式，重构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关系与合作逻辑。本文试图从文化产品这一具体视角切入，探讨其与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机理、现实障碍与可行路径，以期为基层治理的韧性提升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一、文化产品的治理属性与协同价值

理解文化产品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首先需要突破“文化即娱乐”的传统认识。文化产品并非单纯的消费品，它至少包含三重治理属性。其一是价值整合属性。无论是地方戏曲、社区刊物，还是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家园记忆的创作，文化产品都以符号化的方式传递着共同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居民对社区规则的认同。其二是公共参与属性。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天然具有公共性——非遗工作坊中的合作、居民自组织的摄影展、社区图书馆的读书会，这些场景本身就是公共参与的微缩样本，为居民提供了低门槛、高黏度的参与入口。其三是协商沟通属性。当不同群体围绕文化活动展开讨论、表达诉求、协调利益时，文化产品就构成了一个“软性议事场域”，能够有效缓和刚性治理中的对抗情绪。

与制度化的行政手段相比，文化产品在协同治理中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其动员成本低而感召力强，通过情感共鸣来驱动居民的志愿参与和自主行动；另一方面，其承载的协商空间更具包容性，能够覆盖外来人口、老年群体、青少年等传统议事程序未必充分覆盖的人群。可以说，文化产品不是治理的“点缀”，而是将分散个体转化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黏合剂。

二、治理与文化生产的错位：现实困境审视

尽管文化产品具备显著的协同潜力，但在实际基层治理中，二者的融合仍面临多方面的结构性障碍。

首要问题是供给逻辑与群众需求存在错位。当前不少基层文化产品仍沿袭“自上而下”的配给模式——送戏下乡、固定主题展览、标准化宣传栏固然必要，但内容与社区真实生活经验的距离感，使得这些产品往往止步于“到场消费”，难以激发持续参与。当文化产品无法回应居民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具体关切时，其凝聚认同、促进协作的功能便无从发挥。

其次，多元治理主体在文化生产中的协作机制尚未理顺。基层政府往往同时扮演文化产品的出资者、审核者和内容供给者多重角色，而社区社会组织、本地文化能人、商业文化机构的参与空间常被挤压；居民在文化产品设计中更多作为被服务的“受众”而非共治的“伙伴”。乡村中的特色民俗游艺、老街区里的口述史项目等接地气且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实践表明，真正的协同应当让各主体各展所长——但在缺乏制度化协作框架的现实下，这些实践往往依赖个体热情或项目制的一次性投入，难以持续。

第三个障碍是评估导向偏重数量指标而忽视治理效能。送文化场次、参与人次、设施数量等硬指标固然重要，但文化产品是否真正促进了邻里信任、降低了矛盾冲突、提升了公共事务参与意愿，既缺乏测量工具，也缺少反馈链条。这种“重供给轻效果”的量化思维，进一步固化了行政化供给路径，使创新文化产品与治理融合的尝试缺少试错空间。

三、走向深度协同：机制设计与赋能路径

强化文化产品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并非在既有治理体系中简单追加文化项目，而是一项涉及理念、制度与技术的系统性工程。

从创新治理机制的角度看，应建立“审批放权—孵化扶持—共同生产”的新型协作链条。基层政府可由直接提供文化产品转变为提供规则框架与资源支持，同时通过社区基金会、文化公益创投、公共文化服务目录管理等工具，引导和激励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文化产品的策划、运营与更新。以共同生产为理念，在社区开展“文化议事会”，让居民不仅投票选择文化产品，更参与其开发与维护，使文化生产过程成为公共问题的解决过程。例如，在一些老旧小区改造中，将社区记忆导览、居民摄影展与物业管理议事相结合，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协同增效作用。

从内容维度而言，应当开发“在地性”和“议题性”双重导向的文化产品。在地性要求产品根植于社区的历史脉络与日常生活，使用居民熟悉的文化语言与叙事方式；议题性则意味着文化产品应主动介入邻里关系、垃圾分类、公共安全等治理议题，用创作、展演与讨论替代冷硬的制度宣讲。文化馆、图书馆、社区活动中心等阵地应转变为开放性“治理实验室”，除提供常规服务外，还可孵化针对本地治理难点的动画短片、社区戏剧或互动展览，将居民被动接收的信息转化为主动建构的认知。

数字化为文化产品的治理协同提供了超越物理时间与空间的新型工具。数字文化产品能够以较低成本记录和传播基层治理的生动经验，积累居民参与数据，并支持跨社区的横向交流。然而数字化协同的前提是公共性，而非流量导向。基层应优先建设居民共享的文化数字平台，既提供文化内容，也增设协商议事的可视化模块——如社区利益相关方沟通地图、文化治理项目数字台账等，让每一次文化参与的痕迹转化为治理改进的依据。同时，培育本土数字文化组织与“社区网络意见领袖”，借助他们的传播网络扩大协同治理的覆盖面。

结语

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功夫既在治理之内，亦在治理之外。文化产品作为连接个体情感与公共价值的特殊纽带，为打破行政化困局、激活社会内生力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路径。当治理主体学会以文化的方式打开协商之门，以共创的产品凝聚行动共识，基层治理便不只是制度的运转，而成为有温度、有认同、有韧性的社会协作实践。未来，还需在政策供给、评估机制与专业能力建设上持续深耕，让文化产品的治理潜力得到系统释放，构筑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