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工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与推进策略 ## 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当前，基层社会面临利益主体多元化、公共事务复杂化与治理资源分散化叠加的多重态势，单凭行政主导的科层式管控已难以支撑治理效能的持续输出。实践中，尽管“协同治理”“多元共治”理念已渐成共识，但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文件协同与会议协同的浅表层面，条块之间“各管一段”、政社之间“若即若离”、线上线下“双轨空转”等现象依然突出。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制度层面与操作机制上的重构，更需要在价值引领与组织凝聚层面探寻深层动力。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其在整合治理主体、统一行为逻辑、调适利益关系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本文拟从政工视域出发，检视基层治理协同不畅的症候根源，阐明政治工作嵌入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可行的强化路径。 ## 一、协同梗阻：基层治理现实症候的多维审视 准确诊断协同困境的症候，是寻求治理强化的先决条件。从基层实操层面观察，治理协同的“虚化”与“弱化”集中呈现为四种表征。 其一，组织协同呈现表层化。乡镇（街道）与职能部门之间由于权责界限不精，导致“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即便组建了诸多“联合指挥部”“工作专班”，多属应对上级检查的临时性拼装，一旦任务压力消退即告解散，协同的常态化程度不高。 其二，资源整合趋于碎片化。财政资金分部门下拨，治理项目分条线实施，数据信息系统互不联通。基层既要应付来自不同条线的重复采集报表，又苦于难以将各方资源统筹投向真正的治理洼地，造成“撒胡椒面”式的低效使用。 其三，主体参与较呈悬浮化。居民议事会、乡贤理事会等平台虽普遍建立，但许多仍停留于程序性运作，激励不足、议题失真、公众主动参与意识薄弱。群众多数时候被定位为治理的“受体”而非“主体”，协同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单向度特征。 其四，责任传导发生层累化。压力型体制下，任务经过逐级细化与加码，基层承担的责任与其拥有的治理权限、资源调配能力不成比例。这一落差自然而然诱发避责心态与形式主义应对，使协同行为异化为留痕管理与材料合规，偏离了实质治理目标。 这些症候彼此缠绕，单靠增设协调机构或技术赋权难以治本，亟须引入更根本的组织形态与价值整合力量。 ## 二、价值重构：政工逻辑嵌入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 政治工作之于基层治理协同，并非外在的“包装”或“点缀”，而是内生于治理过程的结构性要素。其强化协同的作用机理可归纳为三重维度。 **方向统合维度。** 基层治理主体包括党政机关、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等，各自持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与行为偏好。政治工作通过宣传阐释党的方针政策与治理战略，将分散的地方性议题统一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话语框架之中，使各方在共享的价值图景中校准自身定位。这种“意义供给”即便不直接产生行政命令的约束力，却能在深层认知层面降低协同的共识成本。 **动机激发维度。** 协同治理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各方主体对“共同利益”的感知程度。思想政治工作长于描述共同愿景与回答“为了谁”的问题，能够将物质激励不足的公共事务，转化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集体行动叙事。在社区矫正、公共卫生、应急动员等领域，正是这种价值感召在维系着志愿者、楼栋长等主体的参与热情。 **关系调适维度。** 治理协同的大量阻力来自部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人际与组织张力。政工通过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郑重商量等柔性机制，及时疏通认知摩擦、化解情绪对立，恢复互信基础。当正式制度在面对棘手矛盾而失语时，这种弥合性沟通往往成为协同得以前行的“减压阀”。 ## 三、路径拓展：政工支撑协同强化的具体策略 机理阐明之后，更需落地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政工视域下的协同强化，可以从结构、机制、能力三个层面同步推进。 **第一，以党建共同体牵引协同结构重组。** 党组织的纵横延伸是超越条块分割最成熟的制度资源。基层应着力做实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推动辖区单位党组织与属地党组织建立常态化联席议事制度。通过组织纽带的贯通，将“体制外”的多元主体吸纳进协同框架，构建起“一核多元、层级联动”的治理结构。关键之举在于赋予党建联席会议实质话语权，使其能够协调资金调配、干部考核与项目排序，防止议事平台空转。 **第二，将思想政治工作嵌入协同流程关键环节。** 协同越复杂，越需要前置性的思想动员。在重大治理行动启动前，依托政工力量开展形势教育与政策宣讲，统一各方认知；在跨部门合作陷入僵局时，及时引入上级党委的统筹协调与思想疏导；在项目评估阶段，将协作意识、群众满意度纳入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价体系。由此形成“启动前引导—过程中调适—完成后反思”的全流程嵌入闭环。 **第三，以协商民主制度化夯实协同程序规范。** 政治工作不是单向灌输，而应致力于搭建多方对话的公共场域。基层可依托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制度优势，建立分层分类的协商目录，把老旧小区改造、公共空间分配、物业纠纷调处等协同难点纳入必商议题。同时完善协商意见的采纳、落实与反馈链条，使“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真正成为协同决策的前置环节，以程序正义保障协同结果被各方接受。 **第四，锻造“善政又能干”的基层复合型政工队伍。** 协同治理的实现在最终意义上依靠人的专业素质。应推动基层政工干部跳出“写材料、办活动”的传统角色，增强其项目统筹、数据研判、应急沟通等复合能力。打破政工岗位与业务岗位的轮岗壁垒，鼓励行政干部与党务干部交叉任职。此外，建立从基层治理实践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的常态化机制，通过讲好“协同故事”，培育尊重协作、崇尚公义的社会心态。 ## 四、稳健运行：协同强化的制度与生态保障 协同强化若不能固化为制度，终将因人而兴、因人而废。为确保前述路径的稳健运行，需要在三个向度持续发力。 在权责配置上，应当通过清单制度精确划分条块之间的协同事项与配合责任，明确牵头单位与配合单位的履职标准。同步优化基层考核体系，增加联动绩效的联合评价权重，降低单一部门的“独奏”激励，从根本上矫正碎片化协作的行为诱因。 在技术支撑上，推进基层治理数据平台的统一整合，破除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与网格化管理系统进行深度对接，借助大数据精准识别群众需求与矛盾苗头，使协同治理由“被动响应”转向“前瞻预判”，以智能化的信息共享夯实协同的物质基础。 在文化涵养上，将协同精神融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公德建设。通过评选“最佳协同伙伴”、宣传跨部门攻坚的典型事迹等方式，营造以配合为荣、以推诿为耻的治理氛围，让协同内化为各主体自觉的行为习惯而非外在的强制约束。 ##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既是一个制度工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价值与组织活力问题。在政工视域下，协同的真谛不在于搭建多少形式上的协调机构，而在于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和思想凝聚，使分散的治理力量围绕共同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当党的组织优势、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融合之时，协同便不再是一项需要反复推动的“额外任务”，而已然成为基层治理体系运转的自然状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融合不仅回应了当下的现实挑战，更彰显了中国特色基层治理道路的深层逻辑与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