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底盘”，而基层干部群众组织力则是撬动这一底盘的关键支点。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组织力不再仅仅指向“喊得动人、办得成事”的传统动员能力，更内含着制度化的吸纳机制、精准化的服务逻辑与可持续的参与激励。当前，县域社会正在经历从“熟人共同体”向“半熟人复合体”的深刻转型，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分化、流动频率显著加快、公共议题边界日渐模糊。面对这种结构性变化，既有组织动员模式暴露出响应滞后、覆盖盲区、内驱不足等短板。如何从科层化指令驱动转向网络化协同治理，如何在利益多元化中重建组织认同，已成为改进基层干部群众组织力必须回应的核心命题。

一、从“单向动员”走向“双向契约”：重构组织力的信任基础

传统组织力的生成高度依赖行政权威与情感纽带的双重叠加，这在封闭性较强的乡村社会曾经行之有效。然而，随着县域内部人口流动加剧、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农民权利意识持续增强，依靠行政命令和人情面子的单向动员模式开始遭遇“边际递减效应”。改进组织力的首要方向，在于将单向的“发动—响应”逻辑，转化为双向的“承诺—履约”机制。基层干部需要从“替群众做主”转向“与群众商量”，将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资源分配规则、执行反馈节点向群众公开，以程序正义换取群众的行为认同。具体而言，可在村（社区）层面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的对接机制，通过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项目听证会，让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在事前充分碰撞、事中动态修正、事后共同评估。这种契约化组织方式并未削弱干部的领导角色，而是将领导力嵌入规则制定与利益协调之中，使群众从“被动配合者”转变为“主动共治者”。唯有当群众感知到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公共决策时，组织力的根基才会从“不得不跟”转向“心甘情愿地跟”。

二、从“粗放覆盖”走向“精准嵌入”：组织形态对治理单元的适配

县域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其内部高度不均质：既有人口密集的城关镇，又有地广人稀的远郊乡村；既有高度原子化的新建小区，又有宗族网络依然坚韧的传统村落。一套统一的组织架构难以有效回应差异化的群众需求，组织力的提升必须建立在组织形态与治理单元精准适配的基础之上。改进方向之一，是在保持行政区划治理框架的前提下，推动组织触角向“微单元”延伸。例如在乡村地区，将组织节点下沉至自然村、村民小组乃至院落，依托党小组、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柔性载体，实现组织覆盖从“行政末梢”向“自然末梢”的过渡；在城市社区，则以网格为基本治理单元，将支部建在网格上、服务沉到楼栋里，并将物业企业、业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纳入组织动员网络。与此同时，针对流动人口、新就业群体等传统组织手段难以触及的群体，应探索功能型党组织与项目化动员相结合的方式，以兴趣社团、志愿服务团队、行业联盟为纽带建立弹性联结。组织力的核心不在于组织自身的规模扩张，而在于能否在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中形成“可触及、可响应、可反馈”的嵌入关系。

三、从“利益置换”走向“价值共创”：激活群众长效参与的激励机制

任何组织力的持续输出都需要相应的激励结构作为支撑。过去县域基层动员实践中，常见的方式是以资源拨付、项目落地作为群众配合的交换条件，这种利益置换模式在短期内效果显著，却容易使群众形成“给好处才参与”的路径依赖，一旦资源投入波动，组织动员便可能陷入失灵。改进组织力的深层方向，是构建以“价值共创”为内核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群众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获得超越物质回报的效能感、归属感与荣誉感。具体路径包括：通过村民议事会、社区智囊团等平台赋予群众实质性的议题设置权，使参与行为切实影响公共资源配置方向；建立以积分制为基础的志愿服务回馈体系，将服务时长与公共服务优先权、荣誉称号、社区信用评价挂钩；搭建群众自组织的展示与孵化平台，对治理创新项目给予资金与技术扶持，推动零散的个人参与整合为可持续的集体行动。价值共创的实质，是让群众意识到组织化参与不仅是对基层工作的支持，更是实现自身利益表达和公共表达的有效渠道。当群众将组织视为自身可以“使用”而非“配合”的公共平台时，组织力便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四、从“情感号召”走向“数智驱动”：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融合

县域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数字化工具的支撑，但数字技术的引入不应简单地替代传统群众工作方法，而应成为组织力的“放大器”而非“隔离墙”。当前各地推进的“一网统管”“智慧社区”建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上传与指令下达的效率问题，但若过度依赖数据指标与线上互动，可能导致干群关系疏离、情感联结弱化。改进方向在于构建“数智驱动+情感嵌入”的复合型组织动员模式。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群众需求的热点区域与高频事项，推动组织资源向薄弱环节定向投放；通过线上议事平台降低参与门槛，吸纳更多年轻群体、外出务工群体进入治理场域；运用智能预警机制提升组织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必须保留并强化面对面的情感沟通机制，坚持入户走访、板凳会、围炉夜话等传统群众工作方法的不可替代价值。数智工具解决的是“知道群众在哪里、需要什么”的认知问题，而群众组织力最终要回答的是“如何让群众愿意跟、跟着干”的行动问题。后者永远需要建立在人际信任与情感认同之上，技术只能辅助而无法取代。有效的路径是将数字化工具嵌入现有组织体系中，使之服务于干部联系群众的制度安排，而非反过来以数据流程替代干群互动。

五、从“行政事务”走向“治理能力”：基层干部角色转型与能力重塑

干部群众组织力的强弱，最终取决于基层干部自身的角色定位与职业素养。在行政任务层层加码的背景下，县域基层干部大量时间被报表填写、督查迎检、会议汇报等事务性工作占用，真正用于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时间精力严重被压缩。改进组织力必须直面这一现实约束，推动基层干部从“行政执行者”向“治理组织者”转型。首先，要在制度层面为基层干部“减负赋能”，厘清属地管理责任与部门职责的边界，减少形式主义的考核指标，将群众满意度、组织动员实效、矛盾化解率纳入核心考核维度，从制度导向上引导干部将工作重心转向群众工作。其次，加强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训，重点提升需求调研、协商沟通、冲突调解、项目设计等现代治理技能，使干部具备将群众分散意见整合为集体行动方案的专业能力。再次，探索建立“全科社工+专业骨干+志愿力量”的梯队结构，让基层干部从“单打独斗”走向“团队作战”，借助外部专业力量弥补自身能力短板。基层干部的角色转型，本质上是对组织力生成方式的重新定义：干部不再是唯一的组织者，而是组织网络的编织者、协调者与赋能者。

结语

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既是对传统组织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也是对新型组织形态的探索性建构过程。基层干部群众组织力的改进，不能止步于技术手段的更新或工作方法的改良，而应触及治理理念的深层变革：从管控导向转向服务导向，从替民做主转向由民做主，从短期动员转向长效制度化参与。唯有在信任重构、单元适配、激励创新、技术融合与队伍重塑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基层干部才能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公共生活的积极组织者和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可靠引领者，县域治理的基础性地位也才能在扎实的群众组织力支撑下得到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