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高等教育在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转型的过程中，文化育人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文化育人并非简单的“文化+教育”，而是通过文化浸润、价值引领和精神涵养，使学生在认知、情感与行为层面实现深层转化。然而，纵观当前高校实践，文化育人的功能发挥普遍存在“嵌入深、生成浅”的结构性困境：制度层面高度重视，理念层面积极倡导，但在具体运行中，文化的浸润力、感召力与转化力并未充分释放。换言之，文化多作为“装饰性元素”被嵌入教育过程，尚未真正转化为学生内在的精神底色。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辨析高校文化育人功能发挥的现实短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具有针对性的破解思路。

二、功能认知的窄化：文化育人与知识育人的割裂

当前高校在文化育人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短板，是对文化育人功能认知的“窄化”。不少高校将文化育人等同于校园文化活动、艺术展演、人文讲座或博物馆参观，将其视为“第二课堂”的附属性内容，与“第一课堂”的知识传授形成事实上的割裂。这种认知的窄化直接导致文化育人的系统性弱化：一方面，专业课程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渗透不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游离；另一方面，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往往流于形式，重场面轻内涵、重参与轻反思，难以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精神世界中产生持久的“化学反应”。文化育人被简化为“文化活动育人”，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塑造、价值观念内化与审美品位提升等深层功能被严重遮蔽。因此，要破解这一短板，首要任务是完成从“附加思维”向“融合思维”的转换，将文化育人从边缘性的活动场域拉回到教育的主战场，使之成为贯穿全部教育环节的“隐性课程”。

三、内容供给的同质化：传统资源与现代语境的脱节

第二个显著短板体现在文化资源的内容供给层面。不少高校在文化育人实践中，过度依赖传统文化符号的堆砌（如经典诵读、汉服展演、书法展示等），而对现代文化、青年亚文化以及多元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转化明显不足。这种“传统—现代”的结构性失衡，使得文化育人内容与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审美偏好和认知方式之间存在较大的“意义鸿沟”。当文化符号无法与学生的真实生命体验产生共振时，文化育人的功能便难以落地。此外，高校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偏于“自上而下”，缺乏对学生文化需求的动态捕捉与回应，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错配。破解这一短板，必须推动文化资源从“静态传承”向“活化转化”演进：既要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又要积极吸纳现代文化、数字文化以及全球文化中的优质元素，构建一个开放、多元、动态的文化供给体系。同时，应赋予学生更多的文化生产自主权，使其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创造者。

四、机制运行的悬浮化：多主体协同与制度化保障的缺失

文化育人功能的系统性发挥，有赖于多主体的协同参与和长效机制的保障。然而，当前高校中普遍存在“校热院冷”“部门壁垒”等现象。文化育人工作往往由宣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或团委“单兵突进”，而教学管理部门、科研部门、后勤服务部门等参与度有限，形成了“文化育人只是部分人的事”的认知惯性。更关键的是，文化育人尚未真正融入教师的专业发展考核、课程质量评价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之中，缺乏制度化的“硬约束”与“软引导”。这种机制层面的“悬浮”，使得文化育人停留在理念倡导和零散活动层面，难以形成持续、深入的教育效应。破解这一结构性困境，需要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文化育人协同机制：在横向上，打通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部门的壁垒，形成育人合力；在纵向上，将文化育人目标分解至各层级、各环节，形成可检测、可反馈的责任闭环。此外，应着重推动教师文化育人能力的提升，将文化理解力、文化融入力和文化引导力纳入教师素养框架。

五、效果评价的表面化：过程性监测与深层价值评估的缺位

第四大短板体现在评价维度。当前高校对文化育人效果的评估，普遍停留在“活动数量”“参与人次”“媒体曝光度”“学生满意度”等表层指标上，而对学生在文化认知深化、价值观念内化、精神境界提升、审美趣味转变等方面的深层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价工具与评估机制。这种“重痕迹、轻质效”的评价导向，进一步强化了文化育人的形式化倾向：指标容易达成就反复做，指标难以衡量就选择性忽略。破解这一短板，必须构建“过程性—表现性—成长性”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一方面，增设对文化体验过程的质量评估，如叙事分析、反思日志、作品档案等质性工具；另一方面，引入长期追踪机制，关注学生毕业后的文化行为、价值取向与精神面貌的持续变化，从而真正衡量文化育人的“长期效能”。同时，应避免过度量化，要保留对文化教育内在“模糊性”与“开放性”的尊重，使评价回归育人本质而非管理工具。

六、文化主体性的遮蔽：学生作为“被育人者”的困境

最后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短板，是学生在文化育人过程中的主体性缺位。在现有框架中，学生更多被视为“被教育者”或“文化接受者”，其作为文化生产、传播与创新的主体身份被系统性地抑制。大量文化育人活动由教师或管理者设计、执行与验收，学生参与的形式大于实质，甚至出现“学生为活动而活动”“为完成任务而体验文化”的异化现象。这种主体性的遮蔽，严重削弱了文化育人的内生动力。破解的核心在于完成从“育人”到“共生”的理念转换：将学生视为文化共同体的平等成员，鼓励其在文化建构中发挥创造力、批判力和想象力。高校应提供更多“留白空间”，让学生自主组织文化社团、自主策划文化项目、自主开展文化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师生互促、生生互动的文化生态。唯有当学生成为文化的“主人”而非“过客”，文化育人的功能才能真正从“嵌入”走向“生成”。

七、结语

高校文化育人功能的全面发挥，绝非一个简单的“增加活动”或“丰富内容”的问题，而是一场涉及认知方式、资源结构、运行机制、评价体系与主体关系的系统性变革。当前，从“功能窄化”到“供给脱节”，从“机制悬浮”到“评价虚化”，再到“主体性遮蔽”，多重短板相互叠加、彼此强化，构成了制约文化育人实效的深层壁垒。破解这些短板，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资源整合，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与行动创新。归根结底，文化育人的最高境界，不是将某种文化“嵌入”教育过程，而是让学生在文化的浸润中“生成”独立的、有意义的、有根底的精神生命。这既是高校教育的使命所系，也是时代赋予的深层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