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治理困境中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区治理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性增强以及利益诉求多元化，传统的行政指令式治理模式日渐显现其边际效用递减的困境。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由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和情感纽带编织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一背景下，“以文化人”——即通过文化教化、涵养与浸润来引导居民行为、凝聚社区共识——正从一种边缘化的补充手段，上升为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文化不是治理的点缀，而是治理得以持续运转的深层逻辑支架。本文旨在系统探讨“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作用与效能体现，揭示文化如何从抽象的软实力转化为具体的治理绩效。

一、价值锚定：文化认同的凝聚功能

社区治理的首要难题在于如何将原子化的个体整合为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群体。现代社区往往由异质性极强的居民构成，职业、阶层、代际差异造成交往壁垒，公共精神稀缺。文化在此扮演了“价值锚点”的角色。通过组织节庆活动、推广社区口述史、挖掘本土历史符号等方式，居民得以在共享的文化叙事中确认“我们是谁”。例如，一些社区将传统节气活动与邻里互助相结合，在包粽子、写春联、赛龙舟等民俗实践中，居民不仅习得了技艺，更在仪式化的互动中内化了互助、礼让、守序等伦理规范。文化认同的凝聚功能并非依靠强制，而是通过润物无声的集体记忆重建，将“陌生人社会”转化为“半熟人社会”，为后续的制度执行降低心理阻力。这种功能在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推广等具体事务中体现得尤为显著：拥有较强文化认同感的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配合度普遍更高，协商成本显著降低。

二、规训内化：道德规范的行为校准功能

社区治理需要一套能够被居民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而法律与行政手段往往滞后且成本高昂。文化则提供了一种更为柔软的“规训”机制。社区中的文化教育，如道德讲堂、家风家训展示、社区公约的文学化表达，将抽象的法理要求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准则。例如，一些社区将《居民公约》改编为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或三字经，在广场舞间隙播放，在儿童绘画比赛中呈现。这种文化编码使规则不再生硬，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存在。更为关键的是，文化熏陶能够塑造居民的“耻感”意识——当乱扔垃圾、噪音扰民等行为被社区文艺作品赋予负面道德标签时，违规者面临的心理成本远高于行政处罚的威慑力。这种道德校准功能正是“以文化人”区别于刚性约束的独特优势：它促使居民从“不敢违规”转向“不愿违规”，行为矫正的成本更低、持续性更强。

三、冲突化解：文化表达的柔性调解功能

社区矛盾多源于沟通不畅、利益隔阂与认知偏见，而文化恰恰是打破隔阂的通用媒介。文化活动的开展为不同群体提供了非对抗性的交流空间。比如，社区戏剧工作坊让矛盾双方扮演对方的角色，在艺术情境中体验对方的困境；社区书画展以“和合”为主题，引导居民在审美共鸣中消解戾气。更深层地，文化能够重构矛盾的叙事框架。当邻里纠纷被转化为“传统文化中远亲不如近邻”的道德故事时，当事人更容易从利益博弈的视角转向关系修复的视角。一些社区成立“文化调解队”，吸纳退休教师、文艺骨干等参与纠纷调解，他们在调解中引用典故、民谚，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化话语替代法律术语，显著提升了调解成功率。文化调解的柔性格外适合于涉及情感、尊严、面子等非经济因素的社区冲突，填补了法律调解难以触及的情感地带。

四、效能检视：从功能到效能的转化逻辑

“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若要真正转化为可测量的效能，需要一系列中介机制。首先是制度化嵌入。文化不能仅停留于活动层面，而应融入社区治理的制度框架，如将文化素养评价纳入居民参与积分体系，将社区文化骨干纳入网格化管理队伍。其次是场景化渗透。效能体现在具体场景中：社区治理的“参与率”“矛盾化解率”“公共设施维护率”“垃圾分类准确率”等指标，均与文化活动开展的频次、质量呈现正相关。以某地“社区文化节”为例，连续三年举办的社区，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提升了22%，公共事务参与率提高了18%，12345热线投诉量下降了35%。效能还体现在居民的“内生治理能力”增强上：文化培育出的志愿者队伍、自组织团体，逐渐成为社区自治的骨干力量，使治理从“他治”转向“自治”。最后是代际传承效能。文化教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延迟回报特征，参与过社区文化课程的儿童，成年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倾向明显高于未参与者，这种代际传递为社区治理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文化资本储备。

五、隐忧与边界：文化治理的局限性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以文化人”并非万能钥匙。文化治理存在明显的边界条件：在人口高度流动、匿名性极强的超大型社区，文化认同的建构周期过长，短期治理压力下可能水土不服；文化内容若被过度工具化、形式化，容易沦为“文化秀”，居民产生审美疲劳后反而会消解治理的严肃性；此外，文化教化往往带有价值预设，若忽视多元文化诉求，可能引发文化排斥甚至群体冲突。因此，在强调文化功能的同时，必须警惕“文化万能论”，坚持“文化+制度”“文化+法治”的复合治理路径，使文化在恰当的边界内发挥作用。

结语：从治理工具到治理灵魂

“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远不止于提供了几种具体的方法工具。它从根本上回应了社区治理的终极追问：怎样的共同体才值得人们为之投入？当治理不再仅仅是行政事务的完成，而成为意义世界的共同建构时，社区便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文化使治理有了温度，让规范有了德行，让冲突有了和解的出口。未来，社区治理应进一步深化“以文化人”的实践路径：既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又要与数字技术、现代传播手段相融合；既要注重活动覆盖率，更要关注居民的文化主体性——让居民不仅是文化的接受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唯有如此，社区才能真正成为居民情感所系、精神所寄、行动所向的命运共同体，而“以文化人”也终将从功能描述走向效能呈现，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