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其效能直接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固与民众福祉的提升。近年来，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趋复杂，单一行政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渐显疲态，协同治理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共识性方向。然而，既有协同实践多聚焦于制度设计、权责划分与技术赋能，对文化这一深层变量却着墨不多。事实上，文化传播不仅是信息的流动，更是价值认同的建构过程——它深刻影响着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与行动默契。本文尝试将文化传播纳入基层治理协同的分析框架，探讨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如何为协同治理提供深层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操作的强化路径。

一、文化传播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关联

理解两者关系，首先需要厘清“协同”的本质。协同并非简单的多方参与，而是异质主体在目标共识基础上形成有序协作状态。这种共识的达成，依赖的不仅是制度性契约，更是文化层面的意义共享。文化传播在此扮演的角色，恰似一种“社会粘合剂”——通过符号互动、价值传递与叙事共享，将分散的行动者编织进共同的意义网络之中。

基层场域中的文化传播具有鲜明的在地化特征。社区节庆、民俗活动、邻里互助仪式等文化实践，构成了治理主体间日常交往的底层纹理。这些看似平常的传播行为，实则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着互惠规范的土壤。当居民、社区组织、基层政府之间共享一套文化符号与价值取向时，沟通成本得以降低，协作意愿自然增强。换言之，文化传播为协同治理铺设了非正式的信任基础，使制度化的协作框架获得了柔软而坚韧的内衬。

进一步的，文化传播还承担着治理话语的转译功能。专业化的政策语言往往与日常生活话语存在距离，而文化渠道能够将抽象治理理念转化为民众可感知、可参与的叙事形态。通过文化传播的中介作用，治理目标从“政府的任务”转化为“大家的事情”，协同行动因此获得了超越行政动员的合法性资源。

二、当前基层协同治理的文化短板与传播梗阻

尽管文化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文化短板依然不容回避。首先，协同主体间的文化信任赤字较为突出。在城市社区，高流动性带来的“陌生人社会”特性削弱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纽带；而在乡村，人口外流导致的共同体记忆断裂，使得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出现断层。信任基础的薄弱，使协同往往停留在形式化的联席会议层面，难以转化为深度合作。

其次，文化传播的结构性失衡制约了协同的覆盖面。当前的基层文化传播更多呈现“自上而下”的输送姿态——政府送戏下乡、社区悬挂标语、自媒体平台推送政策解读，而居民自发的文化表达与反馈通道相对有限。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容易导致治理叙事与民间认知之间的错位，甚至引发“文化折扣”现象，即政策文本经过层层传播后，其核心意图在接收端被稀释或曲解。

再者，数字媒介的介入虽拓展了传播渠道，却也加剧了文化碎片化。基层治理中的各类工作群、公众号、短视频账号在信息洪流中各自发声，缺乏统一的叙事框架。协同主体被淹没在碎片化的信息碎片中，难以形成对治理议题的整体性认知。此外，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信息茧房，客观上强化了不同群体间的认知隔阂，为协同行动设置了新的文化障碍。

三、以文化传播强化协同治理的三重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主体培育、场景营造与话语重构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将文化传播从“辅助工具”提升为“治理资源”。

其一，培育公共文化人格，夯实协同的主体根基。协同治理最终落实到人的行动，文化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塑造具有公共精神的治理主体。基层应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书院等文化阵地，系统开展公共伦理教育，强调“共同善”的价值导向。同时，注重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协同智慧——如传统村落的乡约制度、行业行会的自律规范、邻里互助的民间传统——将其转化为当代治理的教育素材。关键在于，文化人格的培育不应是单向灌输，而是通过议题工作坊、社区剧场、口述史采集等参与式方法，让居民在文化实践中体验协商、学会共处，实现从“被治理者”向“共治者”的主体转换。

其二，营造交互式文化场景，拓展协同的行动空间。协同需要适当的场域才能激活。基层应将物理空间的更新与传播场景的构建相结合：在社区公共空间设置“议题墙”“建议树”等实体交互装置，让文化表达与治理参与直接勾连；在线上平台搭建“云上议事厅”“数字文化馆”等虚拟场景，打破时空限制汇聚治理共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节庆文化的治理功能——端午节龙舟赛的组队协作、乡村春晚的集体编排、社区丰收节的成果分享，这些文化活动天然具有协作属性，是锻炼治理协同能力的“预演场”。通过精心策划这些文化场景，能够让参与者在愉悦的氛围中习得合作技能，并将这种协作习性迁移到正式治理事务中。

其三，重构整合性治理叙事，弥合传播的认知裂隙。碎片化是当前基层治理传播的顽疾，而叙事整合是对症之药。基层治理主体应联合媒体机构、文化工作者，共同打造一套兼具政策准确性与人文温度的叙事体系。这套叙事应当有明确的“故事主线”——将基层治理的历史脉络、现实挑战与未来愿景编织成一个逻辑自洽的整体文本，使各项具体政策不再是孤立的信息点，而是共同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具体操作层面，可建立“治理叙事官”制度，由专人负责统筹各条口、各平台的信息发布口径，确保符号使用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同时，注重民间叙事的吸纳与融合，通过征集居民自己的治理故事、让普通人的声音进入官方叙事框架，形成官方与民间双声部复调传播格局，从而增强叙事的亲和力和可信度。

四、制度保障与技术支撑的配套逻辑

文化传播路径的落地并非孤立运行，其效能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制度与技术的配套支撑。制度层面，应将文化传播指标纳入基层治理考核体系，而非仅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附属内容。例如，可设置“协同文化指数”，从居民互信水平、参与活跃度、文化认同感等维度进行定期评估，以量化手段追踪文化建设的治理成效。同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对接机制，通过居民文化需求普查与文化资源精准配送，确保传播内容与受众期待的同频共振。

技术层面，应推动文化传播与数字治理平台的深度融合。当前各地推进的“城市大脑”“智慧社区”系统，多为面向事务处理的功能架构，文化传播模块相对边缘。未来应设计嵌入式的文化延展功能——在政务服务应用中加入社区讨论区、邻里互助榜、公共记忆空间等文化组件，使居民在办理日常事务的同时自然接触到共同体文化信息。尤其要善用大数据分析识别不同社群的文化偏好，实施分众化传播策略，避免“一盘菜喂所有人”的粗放模式。但需警惕技术壁垒造成的数字鸿沟，保留必要的线下人际传播通道，确保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不被排斥在文化协同场域之外。

结语

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不仅是一个制度命题，更是一个文化命题。文化传播以其润物无声的穿透力量，在治理主体间铺设认同的底色、编织信任的网络、激活参与的自觉。将文化传播视域引入基层治理研究与实践，意味着我们承认：良好治理的根本支撑，并不完全在于规章的缜密或技术的先进，还在于人与人之间那份基于共同意义的联结感。当社区广场上的一场集体议事化为大家愿意讲述的“邻里故事”，当政府的一纸公告转化为居民口中“咱自己的事”，协同治理便真正实现了从外在驱动到内生驱动的跃迁。未来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中，文化与传播不应被当作点缀性的软实力，而应被视作增强治理韧性的硬支撑。唯有在文化深处凝聚共识，协同才能在制度表层之下扎下稳健的长久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