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当前，基层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表达复杂化、公共事务交织化的显著特征，单一行政力量在应对跨界性、复合性治理难题时日益显现出效能瓶颈。政工体系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集中体现，其特有的价值整合功能、组织动员功能和关系协调功能，为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内卷化困境提供了独特的制度资源。如何将政工体系的柔性引导力量与基层治理的刚性制度框架有机融合，实现从“物理叠加”到“化学融合”的协同效应转化，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必须回应的重大命题。

一、政工体系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与价值意蕴

政工体系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并非简单的机构合并或职能叠加，而是基于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深度互嵌的结构性重构。从功能定位来看，政工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能够通过思想引领、价值塑造和利益协调，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建立起超越部门利益和局部视野的公共共识。这种共识机制恰恰是基层协同治理得以运转的前提条件——缺乏价值认同的协同至多是策略性的临时合作，而依托政工体系构建的协同则具有深厚的道义基础和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从组织形态来看，政工体系依托党的组织网络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空间的全面覆盖，这种纵横贯通的体系结构能够有效弥合行政科层制在条块分割中产生的协调真空。在党建引领下，政工网络将分散的治理单元编织成有机整体，使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市场主体等异质性主体能够在共同的政治框架下开展常态化协作。更为重要的是，政工体系所承载的群众工作传统，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维度，使协同过程不局限于程序性的利益博弈，而是包含了情感联结、信任培育和共同体意识塑造等深层次社会整合机制。

二、当前基层治理协同的现实梗阻与政工短板

审视当前基层治理实践，协同不足的症结往往不在于制度设计的缺失，而在于价值整合的薄弱和组织联结的松弛。一方面，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吸纳社会”倾向，使多元主体参与往往流于形式化的意见征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共治共享。另一方面，部分基层政工工作仍停留在“传达文件、组织学习、开展活动”的传统模式之中，话语体系与群众日常生活存在明显脱节，难以有效回应当代社会成员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价值诉求。这种政工“悬浮”状态直接导致其本应发挥的协同整合功能趋于弱化。

从深层结构分析，基层治理的协同困境还源于科层体制内部激励不相容问题。不同职能部门各有其考核指标和工作优先级，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统合机制时，部门间的目标冲突和责任推诿便在所难免。政工体系虽具有跨部门协调的天然优势，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因权威不足或介入过深而陷入两难：若仅扮演“旁观者”角色，则难以实质性推动协同进程；若过度介入具体行政事务，又可能模糊政治领导与行政执行的合理边界，造成新的职责同构问题。此外，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虽然提高了治理的信息传递效率，但在缺乏价值理性规约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数据化迷思”，使技术理性凌驾于人文关怀之上，进一步加剧治理协同中的温度缺失。

三、政工体系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机制进路

强化基层治理协同，关键在于将政工体系的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动能，构建“价值引领—组织贯通—协商共治—技术赋能”四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在价值引领维度，基层政工工作应当实现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将宏观政治话语与微观民生关切有机衔接，通过创设“社区议事会”“居民恳谈日”等制度载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多元主体共同遵循的治理准则。这种价值协同不是简单统一思想，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为具体治理行动提供共享的意义框架。

在组织贯通维度，应着力完善党建引领下的区域化组织体系，推动政工网络与治理网格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可以依托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四级组织链条，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常态化联席议事机制，使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协同的统筹优势。同时，应积极探索“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下沉治理网格”等创新实践，将政工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的最末端，消除组织覆盖的空白点和协同衔接的断点。

在协商共治维度，政工体系应当扮演好“规则制定者”和“过程促进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通过制度化渠道吸纳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议题征集、方案论证、效果评估等全流程机制，确保协同治理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面对基层治理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政工力量应及时介入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运用“枫桥经验”所蕴含的群众路线方法，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将共识凝聚在协商过程之中。这种有温度的政治工作能够有效降低协同治理的摩擦成本，增强制度运行的韧性。

四、以能力建设保障协同效能可持续释放

政工体系在基层治理中协同功能的充分发挥，最终取决于政工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治理能力。传统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方法已难以适应高度复杂化的基层治理情境，亟需实现从“单一思想政治工作型”向“复合治理型”的能力转型。应系统推进政工干部治理能力培训工程，使其既熟悉群众工作规律，又掌握现代治理工具；既具备政策阐释能力，又拥有协商沟通技巧。同时，应大力引入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心理学等专业力量充实基层政工队伍，构建“政工+社工+志愿者”的协同工作团队，形成专业互补、优势叠加的治理合力。

数字赋能是提升政工体系协同效能的重要技术支撑。在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应有意识地将政工工作场景纳入智慧治理平台建设规划，开发面向群众需求感知、舆情动态研判、协同资源匹配等功能的智能化应用模块。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只是协同的手段而非目的，政工体系的根本优势在于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心贴心的思想工作。因此，数字化工具的运用应当服务于增强人际互动质量，而非替代之。在制度固化层面，应及时将行之有效的协同经验上升为规范性制度安排，通过完善基层治理责任清单、协同工作规程和绩效评估标准，使政工体系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有章可循、有据可考，实现从“经验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型升级。

结语

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既是技术问题、制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价值问题。政工体系所蕴含的政治引领力和群众组织力，为超越行政科层制的协同困境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在新时代背景下，唯有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政工体系在基层治理场景中实现功能再造和形态重塑，方能在多元共治的格局中守护社会团结的价值根基，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彰显政治建设的深远意义。当政治引领与治理实践在同向发力中形成共振，基层治理的协同效能便能获得不竭的内生动力，进而筑基固本，支撑起国家治理大厦的坚实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