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也是各项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治理重心不断下沉、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成为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群众工作始终是贯穿基层治理的一条主线。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动员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动引领，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服务凝聚，群众工作在方法、载体和机制上不断演进，但其“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本文试图从群众工作的视域出发，剖析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机理，探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可行路径。

一、内在逻辑：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协同的价值同构

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并非简单的策略叠加，而是基于价值取向与目标函数的深度同构。从价值层面看，群众工作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这决定了基层治理的方向不能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管控，而必须是回应性的协商共治。群众不仅是治理的对象，更是治理的主体——这一认识论转换构成了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

从功能层面看，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行政力量无法穷尽治理资源。群众的日常感知、生活经验和在地知识，往往是发现问题最敏锐的触角、解决问题最直接的资源。将分散的民意有效整合进治理过程，本质上就是通过群众工作实现治理信息的充分供给与治理行动的集体认同。换言之，群众工作在基层治理中承担着双重功能：既是利益表达与协调的渠道，也是组织化动员与社会整合的机制。二者协同，方能达成“治理为了群众、治理依靠群众、治理成果由群众共享”的完整闭环。

二、现实张力：协同强化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尽管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的协同理念已成为共识，实践推进中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

其一，行政惯性与参与意愿的错位。基层行政体系长期习惯于“指令—执行”的工作模式，对群众参与存在“叶公好龙”式的心态——口头上欢迎参与，实际操作中却倾向于程序性告知而非实质性赋权。与此同时，部分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或被异化为工具性参与，或在“搭便车”的心理下选择理性旁观。参与供给与参与需求之间的双重不足，使得协同治理容易陷入“有协同之名、无协同之实”的困境。

其二，治理单元分割与问题跨界之间的矛盾。基层治理中常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现象。条块分割、各管一段的行政格局，与基层问题高度复合、跨域渗透的特征形成结构冲突。群众工作如果仅嵌入单一部门或单一层级，而缺乏横向联动与纵向贯通的制度设计，便无法有效回应群众的综合性诉求，协同自然无从谈起。

其三，形式主义消耗与治理效能衰减的循环。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承担了大量指标化、留痕化的任务。社区工作者忙于填报台账、应付检查，群众工作退化为“摆拍式走访”“表格化联系”。这种形式主义导致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断被消耗，协同赖以存在的社会资本基础随之弱化。当群众感受不到参与的实际价值，就会用脚投票，使协同治理进一步失去民意支撑。

三、路径建构：以群众工作创新牵引治理协同升级

强化基层治理协同，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而需要在制度设计、方法创新和队伍建设上实现系统性突破。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切入。

（一）制度化嵌入：把群众工作融入治理结构。协同治理需要有形的制度载体作为支撑。要将群众工作从“运动式”推进转化为“常态化”运行，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议事协商机制，将民意征集、议题形成、方案共议、实施监督、成效评议纳入规范化流程。通过居民议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平台，使群众诉求进入决策链条的输入端，而非止于末端安抚。同时，健全利益协调与矛盾化解机制，将调解资源前置到网格、楼栋，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以制度化的确定性应对治理场景的复杂性。

（二）数字化赋能：拓宽协同治理的时空边界。数字技术为新时代群众工作提供了重要工具。依托智慧社区平台、政务应用程序、线上议事群组等手段，可以有效降低公众参与的时间成本与空间限制，使群众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诉求表达和意见反馈。但需清醒认识到，数字化只是手段，不能以“数据多跑路”替代“干部多跑腿”。线上收集的民意还需线下扎实的回应和办理来兑现，否则数字平台将成为新的形式主义窗口。应将线上互动与线下走访结合起来，通过数字化的精准识别与人性化的情感联结相叠加，实现“键对键”与“面对面”的有机统一。

（三）能力化重塑：培育善于协同的基层骨干。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直接决定协同治理的落地质量。当前，部分年轻基层干部“学历高但群众经验少”，习惯于从文件和系统里理解社会，缺乏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和耐心。对此，应加强群众工作方法的培训与传帮带，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建设，同时优化考核导向，将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等实质性指标置于留痕指标之前。本质上，基层干部的角色应从“管理执行者”转向“关系协调者”和“资源链接者”，其核心能力不在于个人英雄式的包办代替，而在于能否将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自主解决自身问题。

结语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不是技术的堆砌，也不仅是制度的完备，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持续的机制，让国家意志与群众意愿在微观场景中达成创造性融合。群众工作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艺术，正是这种融合得以实现的“最大公约数”。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强化基层治理协同，既需要对传统群众工作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也需要以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唯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构建多元协同格局，基层治理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保持韧性与活力，真正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