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性工程，其成效直接关系社会治理的秩序活力与党的执政根基。然而，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以及数字技术快速迭代，传统群众工作方式在应对新形势时逐渐显现出方法迟滞、情感疏离、效率分化等现实困境。系统审视群众工作推进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探索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方向，对于提升新时代群众工作效能、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群众工作推进中的现实问题检视

客观审视当前群众工作实践，可以发现若干带有普遍性的矛盾和难点，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往往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构成群众工作纵深推进的结构性障碍。

首先，社区治理参与不足日益成为突出矛盾。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社区已取代单位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场域。然而，大量社区居民长期游离于公共事务之外，呈现出“生活在社区、却情系单位”的疏离状态。调研发现，多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频率极低，仅在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极端情形下才会临时性表达诉求。社区居委会在法定意义上属于居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行政事务下沉与自治功能弱化形成鲜明反差。居委会干部大量精力用于应对街道布置的行政考核任务，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职能。部分群众将居委会视为政府派出机构，内心认同度有限，遇事倾向绕过基层直接向上反映或通过信访渠道解决。这种参与意愿不足与组织动员乏力的恶性循环，使得群众工作在基层社区层面失去了关键的着力点。

其次，诉求表达的碎片化与回应的制度化不足并存。群众诉求类型多元、层次各异，涵盖民生保障、物业服务、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多个维度。实践中，一些地方对群众诉求的回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个别干部的责任心和个人推动，尚未建立起制度化的发现、响应、处理、反馈闭环机制。尤其在群体性诉求与个体性困难交织、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矛盾叠加的情况下，基层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状态。而数字治理平台的引入在客观上改变了群众的诉求表达习惯，线上反映渠道增多后，大量原本通过面对面沟通消解的矛盾被转化为公开的电子工单，对处理时效和办理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回应机制的制度化滞后，使得群众对“反映无用”的预期逐步固化，进而弱化了主动沟通意愿。

再次，干部队伍的群众工作能力呈现明显的不均衡状态。老一辈基层干部长期扎根一线，擅长在面对面交流中捕捉群众情绪、化解思想疙瘩，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群众语言和工作经验。而新一代年轻干部普遍学历层次较高、政策理解能力较强，但往往缺乏与群众面对面打交道的历练，加之考核评价体系中，经济发展、项目推进等“显绩”指标权重较大，而群众满意度、矛盾化解等“潜绩”缺乏刚性衡量标准，客观上削弱了干部主动深入群众的内在动力。部分干部在接待群众时习惯于使用政策文件语言替代通俗表达，擅长对照条文解释“不能办”而疏于思考“怎么办”，这种能力断层直接影响群众工作的温度和实效。

最后，传统工作方式与数字治理生态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融合。各地近年来大力推进智慧政务建设，线上服务平台、网格化管理、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被广泛运用，极大拓展了群众工作的覆盖面和信息获取效率。但不容忽视的是，数字工具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疏离风险。一些地方过度依赖线上采集数据，以“键对键”替代“面对面”，将网格化管理简化为信息填报和任务派发，使干部逐渐习惯了坐在屏幕前通过数据看问题，而非走到群众中听心声。老年群体、残障人士等数字弱势群体在线上服务普及后面临新的排斥风险，信息贫困加剧了服务获取的不平等。数字治理的初衷是辅助而非替代群众工作，若技术运用脱离群众工作的情感逻辑，则极易陷入“数字繁荣、群众冷漠”的困境。

二、群众工作改进的原则性方向

破解群众工作面临的上述困境，不能仅靠零散的技巧改良，而需在理念、制度、能力和技术四个维度上进行系统性重构，推动群众工作从粗放型向精准化、从行政化向社会化、从阶段性向长效化转型。

在理念层面，关键在于重新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群众工作不是政府对群众的单向“给予”或“管理”，而是在平等沟通基础上实现利益协调、意愿汇聚和共识凝聚。应当摒弃“群众工作就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片面理解，要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具体制度安排中。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在酝酿阶段即应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将民意征询从程序性动作转变为实质性环节。唯有让群众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决策结果，参与热情和信任感才能被持续激活。

在制度层面，亟待构建全链条的群众诉求办理闭环。这套闭环至少应当涵盖：畅通多元的诉求收集渠道、明确清晰的责任分流机制、限时办结的处置流程、以及客观公正的成效评估办法。具体而言，可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强化主动巡查与走访机制的实效性，将被动“坐等上门”转变为主动“入户问需”；在街道层面建立群众诉求综合调度平台，对跨部门、跨领域事项实行统一分拨、协同办理，防止责任空转；考核评价上，扩大群众评议的权重，将矛盾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纳入干部考核核心指标，以刚性约束倒逼工作作风转变。

在能力层面，需要着力提升基层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核心素养。应有计划地安排年轻干部到矛盾集中、情况复杂的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在同群众摸爬滚打中增进感情、积累经验；定期组织开展群众工作方法交流与案例分析教学，将优秀基层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实战经验转化为可学习、可复制的知识资源。同时，基层干部也需要专注精神的减负保障。清理规范社区（村）不合理行政事务，严格准入机制，使基层工作者从繁冗的台账报表中抽身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向入户走访、纾难解困。

在技术层面，应推动数字工具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智慧治理平台的功能定位应当从“管理监控”转向“精准服务”，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困难群体和潜在风险，辅助干部有针对性地开展上门服务。完善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机制，保留线下服务窗口和代办渠道，确保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体能够同等获得公共服务。同时，让线上平台成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新载体，通过线上议事厅、微信群组等方式拓展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空间，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而非屏障。

三、结语

群众工作从来不是一项可以一劳永逸的简单任务，而是一项随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内涵的系统工程。当前推进中暴露出的诸多现实问题，本质上折射出传统工作模式与现代社会治理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破解这一困境，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方法不动摇，另一方面以更大的勇气推动理念更新、制度创新和方法革新。唯有让基层组织真正回归服务本位、让干部重新走进群众中间、让制度设计充分回应群众关切，群众工作才能摆脱形式主义的窠臼，在凝聚民心、汇聚民力中展现持久的生命力，为实现基层善治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