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赋能与治理转型：智慧党建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路径 ## 引言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党的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枢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这一技术变革的洪流之中。近年来，智慧党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依托，从零散的线上宣传工具迅速发展为涵盖组织管理、党员教育、党务督查、群众服务等全链条的综合平台。客观而言，智慧党建在提升组织动员效率、拓展党员教育覆盖面、优化基层治理精度等方面展现了显著能量。然而，当技术嵌入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延伸，实践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浮出水面——技术供给与组织需求错位、数据积累与治理转化断链、效率冲动与责任逻辑失衡，这些问题若得不到系统回应，将从根本上制约智慧党建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赋能”。基于此，本文力图对智慧党建推进中的现实问题展开理性审视，并尝试提出兼顾技术逻辑与党建规律的改进思路。 ## 一、技术赋能表象下的深层困境 从表象诊断切入，智慧党建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设备的老旧或平台数量的不足，而在于技术应用与党建实践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的互构关系。具体表现为三重结构性张力。 其一，平台建设的“供给过剩”与基层应用的“效能洼地”并存。在行政推动下，各级组织竞相开发党建APP、小程序、管理后台，同一名基层党员往往被要求同时登录数个风格迥异、功能重复的平台，完成签到、学习、答题、积分等多重任务。这种“平台繁花”并非组织需求的自然投射，更多是部门间数字化竞赛的产物。其直接后果，是党务工作者被数据填报所吞噬，党员主体则产生应付心态，“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滋长。 其二，数据汇集的“规模繁荣”与治理决策的“转化贫瘠”相对照。智慧党建的技术底座在于全样本的行为数据记录，但当前多数系统尚停留在“留存—呈现”层面，缺乏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场景化应用。组织活跃度、党员学习曲线、群众诉求热词等宝贵信息，很少被反向输入到组织建设、干部选拔或政策优化的决策过程之中。数据采集与数据使用之间的断裂，使得智慧党建的认知红利远未被兑现，系统在本质上降格为数字档案柜。 其三，技术逻辑的“标准化倾向”与党建工作“个性化需求”互相摩擦。党建工作的核心对象是人与组织关系，其运行依赖情感连接、经验判断和情境智慧。然而，标准化、模块化的数字系统追求的是流程统一、指标可测与结果可比，这在客观上压缩了基层因地制宜的弹性空间。当“规定动作”被平台固化，“自选动作”因系统刚性而受限，党建工作的创造性与温度感便可能被技术理性所侵蚀。 ## 二、问题背后的制度与执行逻辑 上述困境绝非单纯的技术失败，其根源嵌于更深层的组织治理逻辑之中。 从考核机制来看，智慧党建的推进往往被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体系。为了在量化排名中获取优势，各级组织倾向于将“数据留痕”等同于“工作到位”，将“系统活跃度”等同于“组织凝聚力”。在这种评价导向下，技术应用的目标发生了位移——从改进党建实效异化为优化平台数字。考核指挥棒的偏差，是形式主义在数字时代繁衍变异的关键温床。 从组织能力来看，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数字素养与其承担的数字化任务之间存在明显落差。部分年长干部对智能终端操作生疏，而年轻干部虽然技术上手快，但缺乏对党务工作的深刻理解。这种双重匮乏导致平台使用常常停留在机械执行层面，无法将技术手段与群众工作艺术相融合，最终造成智慧党建在基层“有平台、无能力”的尴尬局态。 此外，顶层设计中的碎片化也不容忽视。各地区、各系统自建平台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协议，横向互联互通难以实现，纵向信息传导层层衰减。这不仅造成重复投资的资源浪费，更使得流动党员的管理、跨区域党组织的协同等复杂业务场景难以在现有技术框架内获得有效支撑。 ## 三、走向深度赋能的改进方向 破解上述困局，亟须完成从技术驱动向治理驱动的范式转换。改进方向应围绕四条主线展开，且这几条主线高度交织，需要协同推进。 第一，重构价值坐标：从“技术本位”回归“党建本位”。智慧党建的本质是以技术为工具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而非为技术而技术。因而，系统设计和评价导向必须坚持把提高党组织领导力、凝聚力和服务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应优化考核结构中数据指标的权重，引入党员满意度、组织生活实效、群众评价等维度的柔性评估，加大实质性党建引领成果的计分占比，让基层从“为了数字而数字”的被动应对中解放出来。 第二，推进数据治理：联通信息孤岛并释放数据价值。必须告别平台“遍地开花”的粗放模式，从更高层级统筹建设统一规范、互联互通的智慧党建云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相平衡的治理机制，明确数据采集边界和使用权限。同时，大力发展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通过党员行为画像、组织运行态势感知、舆情风险预警等模块，为科学决策提供精准支撑，使数据红利从系统内部溢出至治理实践。 第三，重塑应用生态：以场景融合带动平台落地。智慧党建的生命力取决于其与业务场景的融合程度。应摒弃“一平台包打天下”的思维，围绕流动党员管理、在职党员“双报到”、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等真实痛点，开发轻量化、场景化的功能模块，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增强平台的用户黏性与依赖度，减少单纯的行政命令式推广，提升党员主动使用意愿。此外，坚持线上与线下结合，将数字平台定位为线下组织生活和工作机制的强化器，而非替代品，防止党建工作被窄化为“指尖操作”。 第四，夯实人才支撑与文化基础。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数字素养提升，应被纳入智慧党建整体布局。除了技术操作培训，更需要强化其数据意识和数字伦理素养，使其具备运用数据发现问题、改进服务的能力。同时，注重在数字化推进过程中保留党建工作的“人情味”——在偏远地区、老年党员群体中适度保留传统服务渠道，坚持数字赋能与人文关怀并举，避免技术鸿沟演化为党建服务的盲区。 ## 结语 智慧党建是时代赋予党的建设新的历史机遇，但其成功实现不会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而自动到来。当前的实践充分表明，数字化之于党建，不仅是一个技术升级议题，更是一场涉及治理理念、组织行为与制度安排的深层变革。唯有摆脱工具理性的单一主导，回归党建工作的政治逻辑与群众路线，在技术应用与组织需求之间构建起持续调适的动态平衡，智慧党建才能真正成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有效杠杆。走向这一目标，既需要改革智慧与担当，也考验着各级党组织在数字化浪潮中保持定力、把准方向的治理自觉。